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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
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的一百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
对工程的具体实施，宋健还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四点建议：
第一，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
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是长远的研究对象，有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
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三代纪年问题，欲五年完成，时间很短。
应集中精力总结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新的考古和历史科学研究成就。
必要时，可部署新的发掘，对重点遗迹文物，集中力量进行研究。
当前资源有限，须有效利用。
面不宜铺得太大，可有可无的项目暂时不做。
对主题关系不大的研究、试验、发掘等可留给后人，他们会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
毫无疑问，完成此“工程”
主要靠历史和考古学家，自然科学有关专业应参与协同。
可综合调度使用我国已建成的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现代设施。
除确系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
计划定得太大，会影响预定目标的实现。
第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
第四，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工程”
后期，每一个工作组都应提一份研究报告，再由专家组在首席科学家的主持下，提出综合报告。
报告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然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多数通过后发布，报国家备案。
最后，宋健援引国际地质学断代标准文件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序，解释了“重大科学问题上民主集中制”
的意义，说明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虽不是“最后的真理”
，但既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做一个总结，也可为今后国内外的历史研究、教学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个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可使用的系统纪年。
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结果，随时可以通过类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
这个做法既符合学术民主精神和“双百”
方针，也符合重大科学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而中国的历史科学也就能够在统一社会文化、教育以至政治、外交事务等方面提供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继宋健之后，李铁映满怀**和信心地讲道：“解释历史的疑团，拨亮历史明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辉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是这一项目的意义之一。
从各种条件来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借鉴，我们的条件不比德国人研究埃及史的条件更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这一课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创新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夏商周断代问题，两千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
5月16日的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
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那惊天动地的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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