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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
正如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所言：“我的同行们都很羡慕研究中国古文明的学者有那么多传世文献可作依据，这在国外古文明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建立所依据的文献材料远不如中国丰富。”
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的。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
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
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泥版残片，有的泥版残片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泥版残片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
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泥版残片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只要把公元前一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泥版残片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
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就中国的文献而言，缺乏的则是如亚述王表这样的泥版残片。
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
若老先生把这些‘乖异’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呵，可他就是不留。
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
。
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中国文献的弱势。
三、材料的互证：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同时并存，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研究者可以凭借这个特点，互相对照补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较满意的效果。
而中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为中心，各个王朝疆土广袤，与边远地区的联系，不像近东与西方古典时期那样有序和密切。
年代学家在采用“同时期参照法”
时，其效果就比国外逊色得多。
尽管如此，这个材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
四、考古方面：无论中外，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发掘的证明。
尽管在田野考古学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五十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
在这些田野发掘资料中，文字记录都是中外倍感兴趣和重视的凭据。
如国外的碑文、纸草或泥版文书，中国的金文、甲骨文等。
只是记录这些文字的材质有所不同。
国外的文字多记录于石碑和纸草、泥版上，而中国多记录于青铜器、竹简、甲骨上，真可谓大同之中又有小异。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也就注定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范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年代学研究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条独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
这一点，在“工程”
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中已经显示，尤为突出的是“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
这个专题的设置。
按照“工程”
的计划，14C测年专家将利用核物理高科技，对安阳出土的有字甲骨进行测年实验，这是国外没有，中国首创的一个典型个案。
当然，有字甲骨是中国的特产，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挖不出来的。
尽管西方国家的14C测年技术相当先进，但要凭这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在他们控制的一亩三分地里，为近东、两河流域或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而测试如同中国一样的有字甲骨，可谓背着猪头找不到庙门。
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以及将要获得的成果，在构筑起华夏文明大厦的同时，也必将对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并对整个世界历史年代学研究做出非凡而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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