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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的史学界却引起了极大震动，“古史辨派”
由此产生，并在一个时期内操控、引领了史学研究的走向
从1926年开始，顾颉刚把1923年这次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有关文章、信件汇集起来，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长序，阐发自己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研究古史的方法等。
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
“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古史辨》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20版次。
在这部书的推动下，许多学者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
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了7册。
从《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
由此登上了中国史坛，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
对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形成和疑古狂潮的升起，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赞誉可谓此起彼伏。
有的学者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在于指出其对古史怀疑的过头和过甚。
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
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
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
，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
但总体而言，更多的评论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响，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如著名学者胡绳就曾对此评论道：“我以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但“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
。
“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
。
由此，胡绳反对“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
。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
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
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
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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