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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经过王国维的考订，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
为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虽不是自王国维肇始，在他之前，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等人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利用考古学上的新材料与旧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相互验证，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
法，阐明殷商历史的真相，走上科学治史的道路，则由王国维启之。
正是有了王国维这位旷世奇才的开创性功绩，甲骨学的研究才有了其后的辉煌成就，殷商历史的大门才轰然洞开，湮没三千年的秘密得以揭开，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的突破。
当年王国维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句，来表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
从王国维所分列的三种境界，可以看出他自己在学术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
或许正是由于他对学术和人生奥秘的深刻洞悟与不懈努力，才在学术上构建起了自己的名山大业。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中论证商先公先王谱系所利用的由三个断片缀合的甲骨摹本（《殷契粹编》第112片）
其释文是：乙未，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小甲三，□三，且乙十。
关于王国维的功绩，正如另一位甲骨学研究大师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
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
从而“抉发了三千年来久被埋没的秘密。
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
更为重要的是，在疑古风潮大行其道的当时，王国维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确是一部信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
正如著名甲骨学者董作宾在其所著《甲骨学五十年》中所言：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上，能够把王亥二字看作一个人名，把孙诒让认为立字者，断定为王字，这已是不容易了。
王氏更把《殷本纪》讹为振字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惊奇……这算是王国维氏在甲骨学研究的征途中，最为惊人的表现……可见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的，并不是绝无根据，这足以唤醒一般极端疑古人士好以神话解说古史者的迷梦了”
。
1925年冬，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时陈寅恪尚未到校。
（引自《清华年刊》1925年26期。
南按：原载后排左二为陆维钊有误）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确定，无疑为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从传统古典经籍考订的书斋里走了出来，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密切注视着新出土的资料，以新的学术指导思想和方法，开始穿越历史的迷雾，渐渐迈上了“信古”
“释古”
的道路。
遗憾的是，王国维，这位学术界罕见的旷世天才，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于1927年6月2日，在他50周岁的鼎盛英年，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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