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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丰京的中心地点在什么地方，尚难确定”
。
195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沣东长安县普渡村清理一座西周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具有重要断代价值的是墓中出土的长由盉，上有铭文57字，记载了周穆王举行射礼的活动。
从器形等特点分析，一般学者认为此盉铸于穆王时，并由此推测墓葬的年代为西周中期穆王前后。
此墓出土的一组陶器、铜器，被学术界视为在西周陶器、铜器断代研究中属于西周中期的一个重要标尺。
1955年至1957年，由王伯洪率领的考古所丰镐考古队在沣西地区的张家坡、客省庄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近9000平方米，清理西周墓葬190多座，为西周考古学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后来，著名考古学家王伯洪、张长寿等人根据这批资料的研究结果，将西周居址分为早晚两期，西周墓葬分为五期，从而开创了丰镐遗址分期断代的先河。
陕西武功窑洞院落居址复原图（客省庄二期龙山文化时代）
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牺尊、酒器（高12.07厘米，宽40.5厘米）
1959年春，丰镐考古队在沣西马王村村北的发掘中，首次发现两处残缺的西周夯土基址，并在基址的东北邻近地区钻探出若干夯土基，为探索丰邑中心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1961年至1963年，丰镐考古队在胡谦盈等学者的带领下，终于查明了丰水、鄗水、滈池和昆明池等古代水道位置，并在白家庄、上泉北村、洛水村等地试掘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初步搞清了遗址中的地层堆积、分期和年代，为探索镐京中心所在位置提供了佐证。
196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沣西张家坡一带清理了西周墓葬124座，出土了大批陶器、铜器等器物。
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胡谦盈等对这批墓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根据对这批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和发展序列的分期断代研究，他们将这批墓葬分为六期，即：
1.早期居住遗址；
2.第一期墓葬；
3.第二期墓葬；
4.第三期墓葬；
5.晚期居住遗址和第四期墓葬；
6.第五期墓葬。
至此，沣西地区周人墓葬的分期序列得以基本建立，并为学术界所接受。
根据出土青铜器等器物的特征，张长寿等考古学家推定，第一期墓葬的年代在成康时期，而以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之时。
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学者们又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对以上的分期给予了补充和修正，得出了更加可靠的考古学年代序列，并初步断定第一、二期考古学文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个时期，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就包含在这六期文化之中。
尽管以上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框架基本可信，但有一个明显的缺憾，那就是直接的地层关系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加之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墓葬的发掘，有关遗址发掘很少，具有明确地层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几乎没有。
因而有关遗址的文化分期就显得不够清晰，其遗址的总体文化面貌也不清楚，对先周文化的认识仅仅是提供了线索，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可做进一步的研究。
同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遗址的14C测年数据相比，真正对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起直接作用的，无疑是作为从先周晚期到整个西周一代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都城——丰镐遗址所提供的14C测年数据。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按照首席科学家的意见，“丰镐遗址分期断代”
专题组，拟对沣西遗址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以便找到预期的地层关系和层位明确、时代背景清楚、多样化的系列测年样品，供14C测年测定具体年代数值。
丰镐遗址出土先周、西周墓葬内随葬器物比较图
据文献记载和学术界的研究共识，以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为界标，周人灭商前在丰镐活动约十年时间，以后即进入西周时期。
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周人文化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来看，明显地反映出早晚文化间的差异。
因此，丰镐遗址的分期断代以及由此为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的提供，对武王伐纣及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研究都具有其他任何遗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分工，“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
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承担，主持人为丰镐考古队队长、青年考古学家徐良高。
徐良高，1966年生于安徽省霍山县，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主攻目标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商周考古与历史研究，曾有《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周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等著作发表或出版。
自1996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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