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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据此推测，这批青铜兵器是专门为燕侯制作的。
以上说法，在考古界和社会上流传甚广，几乎形成了琉璃河遗址发现的主流之说。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就明确表示对此说不敢苟同，他在1995年“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曾做了这样的陈述：
根据文献和（战国时期）金文的记载，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
周武王灭商，开始封召公于北燕。
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个地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大体上有蓟县、涞水和北京种种说法。
清朝末年，在河北涞水张家洼出土了一批邶国的铜器，王国维曾经以为邶即是燕。
据说在北京卢沟桥一带曾经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铜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
根据这些线索，从1956年以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1958年我曾经到北京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进行过调查，结果认为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根本没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我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
西周燕都始封地一点线索都没有。
1962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
不久，我带领三名毕业班的学生韩嘉谷、王恺、李东婉，曾经两次到琉璃河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调查，捡到一些陶片，并开始做小规模发掘。
这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掘，通过掘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
我们经过详细的整理和研究，最后把结果给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写了文章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燕国始封地调查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
除此之外，我同韩嘉谷同学曾经初步地调查了董家林的城址。
当时这个城址还保存着城墙，高一米多，我们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的陶片，所以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
以后我又带了一名助教张郑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调查，从永定河以南开始一直到拒马河，调查了很多遗址，其中重点的有五处。
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丁家洼遗址和拒马河南岸小型遗址，都是西周遗址，但是规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规模最大的是刘李店和董家林遗址，当时初步判断遗址的规模有1000米×500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
这条记载虽然不见于更早的文献，《太平寰宇记》是宋朝的，属很晚的文献，但估计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
这是一个推测。
良乡城距刘李店只有2.5公里，这条记载非常值得注意。
因此197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意我的建议，又组成发掘队，在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时间虽只一个多月，但规模却很大，师生共有四十余人，由我负责业务工作。
这样大的考古队在全国恐怕也是很少见的。
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有：
（1）证明第一次试掘的结果是完全可靠的，此处的确是西周时期遗址，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到东周初期。
（2）遗址范围包括立教、黄土坡、庄头，经过详细勘探，遗址的面积超过第一次勘探的1000米×500米，扩大到3000米×1000米，这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周代遗址。
（3）1962年见到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已经完全被破坏，地面上已见不到，原来地面上高一米多的城墙只剩下墙根，当时推断其时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4）黄土坡某个社员讲，曾经在他家菜地里挖出过一件铜爵，他把铜爵卖到琉璃厂，当时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地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
不过，这件铜爵根本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有铭文，铜器铭文的出现是以后的事了。
根据这一情况，我就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铜器墓。
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我当时估计所谓清末出土的燕侯铜器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出自卢沟桥。
（5）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当时我曾对学生说，这里的遗址很可能就是燕国的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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