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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详细地研究了文献记载后,对著名的早期晋都“北说”
和“南说”
都处于相信与怀疑的矛盾之中。
班固和郑玄无疑是东汉时期最伟大的学者,两千年来,历代学人对他们两人可谓佩服得五体投地,凡某一历史事件由班固所说,学术界一般对此说都持肯定的态度。
而顾炎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
晚年顾炎武测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
他根据《左传》的记载,重新对早期晋都地望做了位于山西南部的推断,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也是非一般学者所能比拟的。
就南北两说相比而言,邹衡更怀疑班固的太原说,这不仅是由于此前的考古学家多次在太原周围调查而无果的事实,还有一个可供怀疑的理由是,郑州明显有那么大一个商城,但班固在《汉书》中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由此可见他记载的史事既有遗漏,也应有错误,并不是完全可靠。
相对而言,顾炎武的“南说”
应当较为可信,因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许多夏商遗址已在晋南发现,周王朝是承袭夏商而来,且有《左传》“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
的记载,晋南作为“夏墟”
的可能也应该更大一些。
尽管如此,他对顾氏之说仍没有把握。
20世纪70年代末,邹衡奉命到太原郊区调查晋国都邑,但跑了包括晋祠在内的一圈,没有发现周代的遗址。
恰在此时,山西省考古人员正在晋祠附近发掘号称唐叔虞的一座大墓,邹衡应邀前去参观。
但遗憾的是,当大墓打开后,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唐叔虞之墓,而是唐宋之后建造的一座伪墓。
此事一出,考古界大哗,邹衡受到的刺激也很大,他觉得班固可能真的靠不住了,还是顾炎武说的有些道理。
从此,他将调查晋始封地的目光彻底转向了山西南部。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早期晋都应在汾水南面、襄汾县西南30公里的赵康镇一带。
那个地方至今还有城墙遗址,郭沫若曾经对顾氏的这一说法表示相信和认可。
但当邹衡带领学生满怀希望地前去调查之后,发现城墙遗址和出土的陶片等遗物全是战国之后的,根本没有周代的东西出现。
看来顾炎武所说的这个地方也颇值得怀疑,但就整个晋南而言,还是颇有些希望的。
1979年秋,邹衡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的学生第二次赴晋南调查,重点是临汾地区。
据邹衡后来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是因为晋都始见于《左传》者为翼,即今之翼城。
《毛诗·唐谱正义》引《汉书音义》臣瓒按:“唐,今河东永安是也。
去晋四百里。”
历史上的永安在今洪洞县一带,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曾在洪洞永凝东堡发现过西周早期墓葬和铜器群,并出土了两版西周时期的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
到了60年代,考古人员又在翼城鼓山东北麓发现过西周早期铜器群。
所有这些都为晋都的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山西翼城、曲沃古代遗址位置图
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邹衡将目标重点放在翼城和曲沃两县。
在调查中,共发现了10多处西周遗址。
其中最为重要的有3处,一是翼城东南7.5公里的故城村遗址;二是苇沟—北寿城遗址;三是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
为了对3处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个大体的了解,邹衡率领学生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试掘。
试掘结果表明,故城遗址建城的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不合乎早期晋都的条件,故排除在外。
第二处苇沟—北寿城遗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早期至东周时期的晋文化以及汉代文化遗存,其中晋文化遗存的分布最为普遍。
在清理的城内战国晚期的地层中,考古人员挖出一件红色陶釜,釜领部有横戳印陶文“降(绛)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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