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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透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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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
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相关的研究方法，除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课题所没有的，也是本课题的一次创新性尝试。
清同治十一年刊《攀古楼彝器款识》插图
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
研究青铜器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秦汉已有萌芽，此后渐成一种专门独立的学问。
宋以来名家辈出，如刘敞、吕大临、薛尚功、阮元、吴大瀓等，都在这个领域中颇有建树。
尤其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青铜器著录的典范。
这部完成于1092年的《考古图》，其成就正如现代考古学家李济所言：“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
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的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及文饰。”
这部流传后世并备受推崇的《考古图》，其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搜集、研究的一个高峰。
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与方法上的不足。
由于流传的大批青铜器，绝大多数是偶然发现或者盗掘所出，没有明确的出土记载，只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
同时，古代的金石学家始终是因袭旧习，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无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误以为缺少价值而遭到弃置。
尤为严重的是，“对于原始资料审订的工作及取得手续，这八百年来的古器物学家没有充分地注意”
（李济语）。
同时，他们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都缺乏全面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甚至是一团混沌。
所以，“当金石学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是日暮途穷，需要新的方向了”
。
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积郁了八百多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窖藏的发现和从贵族大墓中出土的丰富多彩的青铜器群，为青铜器研究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长期以来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铜器而闻名于世。
汉之后的两千多年来，周原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
闻名于世的大丰簋以及被誉为“海内三大奇宝”
周原齐家村出土的方座簋及“周我父”
簋盖
周原青铜器出土时情形
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鸿宝”
，就出土于古老的周原大地。
它们或出自墓葬，或出自窖藏，仅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有3000余件。
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如1961年在齐家村东壕附近发现的一处编号为60F齐家J4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3件无盖、上有“周我父”
铭文的铜簋。
13年之后，又在这个窖穴的南边30米处发现了另一处青铜器窖藏，并出土铜器7件，极为巧合的是，其中3件上镌“周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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