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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同伴，并和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看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
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马承源，1927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
少年在家乡读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天，14岁的他随父亲乘坐一只小帆船从海上漂泊至上海，不久即入上海的一所中学就读。
在中学时期，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当他考入大夏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后，因频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逮捕的黑名单。
随着形势日趋恶化，1948年，他被党组织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随军南下重返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公私合营等社会改造运动，其间差点当上了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厂长。
自1954年起，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后长期担任该馆馆长。
马承源（左一）介绍香港友人叶肇夫捐赠的子仲姜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
1992年，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由于职业的习惯，便经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逛逛。
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浏览中，他发现许多内地出土的珍贵文物在此明码标价出售，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
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些流失的国之重宝尽己所能地抢救回来。
在回上海前，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让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给马承源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十四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
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
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
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
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在确定为珍贵文物后，他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
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
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连一件也买不到。
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后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来了。
当十四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
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
这十四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干等皆不相同。
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
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的文字做了反复的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
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八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
第二组六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
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两件编钟。
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两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两件小编钟，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连缀起来。
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十四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两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
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
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两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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