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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领导人员对“工程”
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宋健在“喜颂初获，不恤闲言”
的讲话中说道：“关于中国古代史，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
三代年代学的难度之大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孔夫子作《春秋》，就战战兢兢，没有把握，并产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
但是，两千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怀有的伟大志向。
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自己一辈子的生命。
西汉的司马迁，唐代的张守节就是典型的代表。
不过从司马迁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前，对三代年代学的研究都是孤身奋斗，发奋而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以多种学科相结合的阵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
就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把大家团结起来，沿着共同方向，为一个目标而努力。
我们应感谢四位首席科学家和参加‘工程’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各个学科的自然科学家。
正是大家的同心合力，才取得了这样一个阶段性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大进步。”
在谈到关于年代学研究的意义时，宋健列举了一个生动的个案对与会者说，“我今天把一个材料顺便给大家念一段，以说明‘工程’成果将可能产生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末，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她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并做过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教授。
60年代初期，美国竭力反对和封锁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
1962年，赛珍珠在华盛顿附近召开的一个会议上，针对美国的这种行为，发表了一篇公开演讲，她说道：‘各位，我知道中国，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有很多朋友，我在南京教过书。
我还记得我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是在如何地奋斗、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知识。
……时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高比例的中国人是卓越的人呢？是绝对卓越的人民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很久，今年（1962年）是黄帝纪元4660年。
在四千六百多年中，中国一代一代地经历过苦难、贫困、死亡，只有最强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留存下来，弱者都死光了。
……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很信的，现在留下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在这篇演讲的第三段中，赛珍珠说，‘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拼命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工业化建设。
你们可以相信，他们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
几年前，美国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应该尽快地开放，要和他们交流、对话。
可以提建议、提批评，不能这样绝交。
我相信，这件事必须在最近完成，否则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污辱。
’”
宋健说：“赛珍珠讲的这段话现在看了仍令人感动。
我过去没有读过她写的书，最近一位朋友帮我从亚马逊网站订了她写的三本书，赛珍珠记住了孙中山先生选定的黄帝纪元，并以这个年代为起始，论述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从而可以看出，年代学对整个社会和世界人类都将产生潜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所以，对中国古代史，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下去。
只要是科学的、真实的新发现、新理论，而不是假造的、无根据的臆想，都应鼓励和支持。
当然，为了今后的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阶段性成果，在科学上要留有余地，所下的结论不要太绝对，这一点我是深为赞同的。”
继宋健之后，“工程”
特别顾问李铁映在总结性的发言中讲道：“在中华文明史上，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尚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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