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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的是疯子，听书的是傻子”
，写读双方在追求艺术享受上达成周瑜打黄盖式的默契。
作家尽可用他丰富的想象和近乎发狂的热情去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情感（事实上作家、艺术家真有许多狂人，如李白、徐渭、陀斯妥耶夫斯基、梵·高等），编出许多生活中根本没有的故事。
如写战争有《战争与和平》《林海雪原》式的写实，也有《封神演义》式的幻想；写爱情有《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写实，也有《聊斋志异》式的离奇。
只要艺术上是真实的，读者仍能接受荒诞的故事。
作家总是更浪漫一些，相对记者而言，社会责任感也就淡一些。
新闻与文学的这种不同，很类似于摄影与绘画的区别。
比如，要照一张美人照，摄影师可以背上相机到处选择能上相的美人，实在选不到合适的，也只好有谁是谁了。
画家则不同，他可以坐在家里，把所有的美人照综合起来，还可以把古代的西施、昭君、杨贵妃都综合起来，合为一人。
摄影师的最大主动权是对象的选择和条件（角度、光线）的利用；画家的主动权则是表现对象的再造。
记者与作家也是这样，在总体写作的构思和风格方面，记者是被动式的，作家是主动式的。
记者的功夫主要在采，作家的功夫主要在写。
在完成总体选材、构思进入具体写作后，其表现方法，新闻是准确的、平静的叙述；文学一般是夸张的、极端的描写。
准确是指传递客观的信息，平静是指记者主观所持的公正的态度。
整个消息要求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作者的态度上都平平静静，自自然然，说到为止，说清为止。
新闻里也有感情色彩，但一定是冷静客观地指出事物本身带感情的地方给你看。
记者写稿时决不能感叹唏嘘，欢呼雀跃。
他永远表现出了被动式的转述。
文学则不同，因为它的目的就不止于说清事情，还要激人感情，所以它一般用夸张的手法，将客观事物膨胀放大，以引人注意。
或者矫枉过正，极而言之，作极端的描写，以强化对读者的印象和刺激。
当描写一个人的心理时就如现代医学的X光、超声波一样，做着仔细的扫描，搜索人家的内心世界的每一个缝隙进行夸张描写。
钱钟书的《围城》这样来写方鸿渐的失恋：
每出门，心里总偷偷希望，在路上，在车子里，在电影院门口，会意外碰到唐小姐。
碰见了怎样呢？有时理想中的自己冷淡、骄傲，对她视若无睹，使她受不了。
有时理想中的自己是微笑地镇静，挑衅地多礼，对她客气招呼，她倒窘得不知所措。
有时他的想象力愈雄厚了，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劈面相逢，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
理想里的唐小姐时而骂自己“残忍”
，时而抑制感情，别转了脸，不让睫毛上的眼泪给自己看见。
如果写景时，就掺进主观的感情，做变形的描写，这时自然不要客观的平静，反要激发一种狂热才好。
李白说：“燕山雪花大如席”
，就是这个意思。
新闻用语要求准确，不能有歧义，也不能多余。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在野外散步，见一张网捕鸟者，便问：“这网怎样捕鸟？”
答：“鸟飞过来撞在一个网眼里，再也飞不出去。”
那人说：“既然一个眼就能把鸟网住，其余网眼岂不多余？”
这当然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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