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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
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
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
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
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
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
蒋介石见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
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
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瞿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
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
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
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
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
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
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
他将生命看得很淡。
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
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
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
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
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
而他却不肯。
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
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
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如一张白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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