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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经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深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周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
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
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词。
几天后，他在“八大”
二次会上做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
结论是不许辞。
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
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
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
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
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
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
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
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
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
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
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
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
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
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
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
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绝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绝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
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
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
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石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
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
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
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
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
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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