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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们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
的，但是船大难调头。
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
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
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
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
，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
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
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
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对这个天子身边的人也敢不敬。
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啊，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
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毛所好，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
这时正好彭德怀有一封信，认为中央的错误检讨得还不够彻底，毛就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抓住彭德怀这个典型，上纲上线，转而大批右倾了。
这种轻率的转向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已经露头。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眼见会议就要收场，他加紧准备发言提纲，三十二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
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
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
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他！”
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
张表示：吾意已决。
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
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
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
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
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
如“刮共产风”
，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
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
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
毛主席说要敢提意见，不要怕杀头，但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不要紧，被共产党杀要遗臭万年的。
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
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
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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