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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档案也记录了多起对盗伐事件的处理。
1946年，隆德县建设科长等人借处理枯树，伙同乡里人员盗卖柳树400棵，县政府给予处罚后还要求“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
。
并就此对境内的左公柳进行了普查，还剩3610棵，都一一编号建档。
我们发现在清和民国两代的政府文告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词汇：左公、先贤、遗爱、遗泽等，要知道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是仍掩盖不住对左宗棠的尊敬。
民国时还将左宗棠修缮过的兰州城门改名“宗棠门”
，由省长亲笔题写。
在众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权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于重庆，后经王震将军提议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
此书从书名到内文，凡说到左宗棠时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称“文襄公”
，可见清和民国两代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只是进入当代后因极“左”
政治影响才有了一个小的反复。
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的再认识，又不觉想起了这位在西北栽树的湖南人。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个著名的典故。
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他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御状，眼看就要掉脑袋。
大臣潘祖荫惜才，上书疾呼：“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一句话救了他的一条命。
假使当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复、西北的开发？真可是中国不可一日无西北，西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一人而悬湖湘，悬陕、甘、宁、青、疆，悬大清天下。
拔危救难，力挽狂澜，这样的名臣史上能有几人？不知为什么，在西北采访，我眼前总是浮现着苍凉的大漠，浩**的队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须发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边的绿柳。
有哪一个画家能画一张左公西行图，或哪一个导演能拍一部片子，这将是何等的动人。
岁月无情，从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树到现在已一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谒一下左公亲植的柳树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档案记载，1935年时的统计，平凉境内的还有左公柳7978棵，而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全省境内的左公柳只剩202棵，其中大部分存于柳湖公园，有187棵（左当年栽了1200棵）。
看来我十年间两到柳湖还是来对了，这里确是左公遗泽最多处。
但1998年到如今又过了十五年啊，斗转星移，大树飘零，左公柳还在锐减。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时空一会左公的音容。
只见湖边星星点点，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但树身实在是老了，表皮皴裂着满是纵横的纹路，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齐腰处敞开黑黑的树洞，像是在撕胸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无声息地抓地入土，吸吮着岸边的湖水，有的则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风霜中老人的手臂。
但不管哪一棵，则一律于枝端发出翠绿的新枝，密浓如发，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阳中绽出恬静的微笑。
柳湖公园正在扩建，岸边补栽的新柳柔枝嫩叶随风摇曳，如儿孙绕膝。
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绿满西北，绿满天涯了。
我以手抚树，读着左公柳这本岁月的天书，端详着这座生命的雕塑。
古往今来于战火中不忘栽树且卓有建树的将军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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