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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就了梁、林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
现在纪念馆的墙上和橱窗里还有梁、林当年为大同所绘的古建图，严格的尺寸、详尽的数据、漂亮的线条，还有石窟中那许多婀娜灵动的飞天。
真不知道当时在蛛网如织、蝙蝠横飞、积土盈寸的大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在简陋的旅舍里，他们是怎样完成这些开山之作的。
这些资料不只是为大同留下了记录，也为研究中国建筑艺术提供了依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饱受战乱之苦又饱览古建之学的梁思成极为兴奋。
他想得很远，9月开国前夕，他即上书北平市长聂荣臻将军，说自己“对于整个北平建设及其对于今后数十百年影响之极度关心”
“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时必须‘慎始’”
，要严格规划，不要“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
他头脑里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保存北京这座古城。
当时保护文物的概念已有，但是，把整座城完好保存，不破坏它的结构布局，不损失城墙、城楼、民居这些基本元素，这却是梁思成首次提出。
他曾经设想为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在其西边再另辟新城以应首都的工作和生活之需；他又设想在城墙上开辟遗址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
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
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你看，他的论文和建议，也这样赋有文采，可知其人是多么纯真浪漫，这就是民国一代学人的遗风。
现在我们在纪念馆里还可以看到他当年手绘的城头公园效果图。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太超前了，不但与新中国翻身后建设的狂热格格不入，就是当时比较发达、正亟待从战火中复苏的伦敦、莫斯科、华沙等都市也无法接受。
其时世界各国都在忙于清理战争垃圾，重建新城。
刚解放的北京竟清理出34.9万吨垃圾、61万吨大粪，人们恨不能将这座旧城一锹挖去，他的这些理想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建议中和图纸上了。
建国后的十多年间，北京今天拆一座城楼，明天拆一段城墙。
每当他听到轰然倒塌的声响，或者锹镐拆墙的咔嚓声，他就痛苦得无处可逃。
他说拆一座门楼是挖他的心，拆一层城墙是剥他的皮。
诚如他在给聂荣臻的信里所言，他想的是“今后数十百年”
的事啊。
向来，知识分子的工作就不是处置现实，而是探寻规律，预示未来。
他们是先知先觉，先人之忧，先国之忧。
所以也就有了超出众人，超出时代的孤独，有了心忧天下而不为人识的悲伤。
1965年，他率中国建筑代表团赴巴黎出席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时许多名城如伦敦、莫斯科、罗马在战后重建中都有了拆毁古迹的教训，法国也正在热烈争论巴黎古城的毁与存。
会议期间法国终于通过了保护巴黎古城另建新区的方案。
而这时比巴黎更古老的北京却开始大规模地拆毁城墙。
消息传来，他当即病倒。
回国途中他神志恍惚，如有所失，过莫斯科时在中国大使馆小住，他找到一本《矛盾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苦读数遍，在字里行间寻找着，希望能排解心中的矛盾。
一年后，“文革”
爆发，北京开始修地铁，而地铁选线就正在古城墙之下，好像专门要矫枉过正，要惩罚保护，要给梁思成这些“城墙保皇派”
一点颜色看，硬是推其墙、毁其城、刨其根，再入地百米，铺上铁轨，拉进机车，终日让隆隆的火车去震扰那千年的古城之根。
这正合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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