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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多时候，科学家、学者都是再没有看到自己的研究结果。
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平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
他说：“我崇拜梁漱溟。”
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
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
这又让我吃一惊。
一个学者怎么崇拜的会是一个将军。
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
我又问：“还有可崇拜的人吗？”
“没有了。”
他又想了一会儿：“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
我没有再问。
我知道希望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
在骨子里，他是一个忧时忧政的人。
巴金去世时，他在病中写了《悼巴金》，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
“文革”
结束十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棚杂忆》。
我每去医院，总看见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看着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
前额深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棱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
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犟”
，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
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
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我正好在场。
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有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
季先生带的研究生写论文需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陪着他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好一幅寿者课童图。
渐渐，这与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
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
近几年先生的眼睛也不大好了，后来近似失明，他题字时几乎是靠惯性，笔一停就连不上了。
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事，便开始整理一点与先生的谈话。
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个很专业的学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应该普及和传播，于是去年建议帮他选一本面对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应允，并自定题目，自题书名。
又为其中的一本图集写了书名《风风雨雨一百年》。
在定编辑思想时，他一再说：“我这一生就是一面镜子。”
我就写了一篇短跋，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会意义。
去年这套《季羡林自选集》终于出版，想不到这竟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
而谈话整理，总是因各种打扰，惜未做完。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先生确是一面镜子，一面为时代风雨所打磨的百年明镜。
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思想学术的兴替，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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