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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学家何焯认为，刘岱之所以失败，是没有采用光武帝刘秀镇压铜马起义军“坚营自守”
，“绝其粮道”
的办法，待铜马军粮尽，人心浮动退兵时，乘势击之。
何焯又由此联想到明朝末年统治者镇压李自成的失败，说明镇压李自成的将领们都不理解刘秀的办法的奥妙，急于与起义军交战，结果都步了刘岱的后尘。
言下之意是说，假如明朝将领采用刘秀的战法，便可将起义军打败，明朝就不会灭亡。
毛泽东不赞成何焯的见解。
理由是“明末事不能与汉末相比。”
明末与汉末相隔1000多年，单从军事上讲，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交战双方的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刘秀“坚营自守”
、“绝其粮道”
的战法对铜马有效，对明末的李白成就未必有效。
这是因为何焯用一种形而上学和静止的眼光去看问题，忽略了汉末与明末不同的历史条件。
《文帝纪》载：建安八年，曹操颁布了一道法令：“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累于内，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注道：“赤壁之战，将抵何人之罪？”
意思是反问曹操：既然你颁布的军令要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那么赤壁之战的惨败应该由谁来负罪呢？赤壁之战，曹军失败虽然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作为主帅的曹操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指挥失误则是重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但事后却未见他有自贬自罪的举动，所以毛泽东有此一问。
这与诸葛亮的街亭失利，上书刘禅“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的严以律己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武帝纪》注记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了一个《让县自明本志令》。
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
卢弼对此作了考证、订谬，并对曹操提出许多指责。
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
卢弼在注中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
。
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
。
卢弼说这也是“奸雄欺人之语”
，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
，“处小而擒大”
。
卢弼在注里又列注曹操军事生涯中的一系列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
。
对曹操让出食邑中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
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对曹操的评价有失公允。
毛泽东不同意他的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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