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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
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摘自毛泽东1916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在青年毛泽东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中，把它分成圣贤与豪杰两大类，并认为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人格内涵是不一样的。
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他们尊奉圣贤之所重教，建功立业于当时，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理，达不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完美境界。
而圣贤不仅有智、有功、有力，而且能具德、明道、传教，他们既可以成为办事之人，还能成为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
“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
“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在青年毛泽东眼里，范仲淹既是办事之人，也是传教之人，亦即既为豪杰，又为圣贤。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谈到范仲淹，赞赏他幼时的为人和志向，对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一改五代纲维横决，使黎民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的教化之功深为仰幕。
当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圣贤创世、治世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被彻底抛弃。
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
为政清明，勤劳奉公。
他看到北宋积贫积弱的弊病，主持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推恩信、重命令、择长官十项救补世弊的改革方案。
镇守陕西时他“胸中有数万甲兵”
，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扰。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
。
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文赋和诗词。
他的《岳阳楼记》堪称不朽之名篇。
言情写景，堪称双绝，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他的词感情真挚，音调铿锵。
《渔家傲》一词，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凉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情，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
从词史上说，他的词是五代以来婉约词风转变的开端，虽然它还没有后来东坡词那样豪迈宏伟，也没有稼轩词那样豪爽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绵柔弱的词风。
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
，就是指这个意思。
范仲淹立功、立德、立言于后世，可谓英名不朽，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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