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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二十四史》和《新五代史》文笔之出色，的确是罕见的。
欧阳修主持修订的《新唐书》诸“志”
比《旧唐书》丰富得多，其中不少载述，补正了旧书缺误《新唐书·食货志》篇幅是旧志的几倍，其关于人口、租调制度的记载非常充分、《艺文志》添辑的内容，唐人文集的篇幅比旧志《经籍志》增加了四五倍。
欧阳修还在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目录学、地理学等成果采录入史，并大大改进了史志的编撰体制。
《新唐书·地理志》在体制上对旧志有很大改进。
欧阳修又将旧书原附各道之下的“羁糜州”
抽出，欧阳修还在两京之下，附载宫阙规模，以叙此前没有的都邑建筑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的体制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地理学的发展。
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新志作者善于将这些科学成果运用人史，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新唐书》还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兵志》和《仪卫志》以及前史几乎没有的《选举志》，唐代的府兵制度，《通典》等史籍全然不载。
《新唐书·兵志》的内容虽未尽详，毕竟为府兵制的废置衍革、治乱兴亡之迹，提供了罕见的资料，并给后世诸史开创了新的范例。
《选举志》则记述了教育史、官制史上十分重要的唐代学校科举与官吏铨选制度。
利用地下发掘和传世的金石遗文来考辨史传正误，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金石考据学。
而迄今最早的一部金石考据学名著，就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
《集古录》千卷所收金石文字，上起周武王，下迄五代；它们来自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有汤盘、孔鼎、歧阳鼓、会稽石及汉魏以来的桓碑、彝器等铭诗序记。
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既研究了某些朝代的典章制度，追溯了它们的渊源，补正了史传的许多缺误，也为当时和后世人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
欧阳修所集的金石遗文，包括籀、篆、分、隶、真、行、草等各种字体和历代著名书帖。
这对研究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欧阳修继中唐以来“异儒”
突起之后，破除章句的束缚，大胆从经义本身寻求旨义，对经籍的作者提出许多质疑，又从考据经籍扩展到考辨三传和《史记》等史书，并就某些传统的史学观念展开批判。
从此，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怀疑先儒成见，重新考史解经的热潮。
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很欣赏，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其中对欧阳修的《朋党记》、《为君难论》都做了批注。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投之黄河，日：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他认为欧说“似是而非。
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
毛泽东观察问题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欧阳修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认识有其局限性。
毛泽东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加上他高屋建瓴的眼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要胜欧阳修一筹。
总而言之，欧阳修作为身居参知政事高位的大文豪，大史学家，他的作品及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后人，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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