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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曹操凯旋。
公孙康是割据辽东的诸侯,由于地处东北一隅,没有其他诸侯来打,辽东几乎就是个独立王国。
其父公孙度在世时,便长期以辽东王自居,谁的账都不买。
公孙康承袭父位后,照样牛皮烘烘,几年前还一度想挥师南下去打曹操。
可如今,作为南面屏障的袁氏兄弟和乌桓人全都被打败了,曹操的兵锋已经指到了他的眼皮底下,公孙康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曹操如果想打他的话,早就发兵过来了,之所以打到柳城就班师,无非就是要看他的态度和表现——若是他胆敢跟袁氏兄弟和乌桓残部穿一条裤子,那么曹操迟早会兵临城下。
公孙康权衡了一番利弊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先是假惺惺地收留了袁氏兄弟和苏仆延等人,然后盛情邀请他们前来赴宴,并在府邸的马厩里埋伏了一队精锐武士。
袁氏兄弟和苏仆延等人来到公孙府时,袁熙忽然生出一丝不祥之感,不禁迟疑了起来。
袁尚骂他疑心病太重,强行把他拉了进去。
众人进到府内,未及入座,公孙康突然一声令下,那些伏兵便一拥而上,把他们全给拿下了。
当时天寒地冻,袁氏兄弟被捆绑着,瘫坐在雪地上。
袁尚冷得受不了,便央求公孙康道:“我们还没死,实在忍受不住寒冷,能给张草席吗?”
公孙康还未答言,一旁的袁熙却淡淡地说了一句:“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
咱们的头颅马上就要行万里路了,还要草席干什么!
在袁氏三兄弟中,袁熙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然而当面临死亡时,他淡定自嘲的形象却与袁尚的软弱和畏怯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论之前的袁尚有多么风光,也不论之前的袁熙相形之下有多么黯淡,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袁熙用最后一点骨气撑起了人生的最后一丝尊严,明显把袁尚给比下去了,也足以让他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不算太差的形象。
也许,正因为袁熙最后的表现比较亮眼,与他之前模糊黯淡的形象反差太大,看上去似乎不太合理,所以南朝刘宋的史学家范晔便在《后汉书·袁绍传》中,将这句话改成是公孙康说的。
但是,范晔的修改却没有什么史料依据,纯粹出于个人好恶,所以并不严谨。
此外,《三国志》所引的《典略》毕竟是三国时期的史料,作者鱼豢是曹魏官员,与袁熙基本算是同时代人,其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比《后汉书》高。
有鉴于此,我更倾向于“头颅方行万里”
这句话是袁熙说的。
很快,袁熙、袁尚及苏仆延等人的头颅便被送到了曹军大营。
公孙康既然这么识时务,曹操自然要投桃报李,旋即以朝廷名义任命他为左将军,封襄平侯。
然后,曹操立刻命人把袁尚的头颅挂在辕门上示众,并下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
牵招却独自设祭,放声痛哭,曹操认为他是忠义之士,于是举荐他为茂才。
诸将都觉得曹操真是神机妙算,说公孙康会把袁尚等人的头颅送来,果然他就乖乖送来了,便问曹操怎么算得这么准。
曹操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氏,我们若急于进攻,他们必定联手抵抗;我们缓一缓,他们反而会自相残杀。
这是形势决定的。”
当时,曹军还在班师途中,尚未回到邺城。
时值寒冬,又逢大旱,曹军一连走了两百里地,居然找不到一处水源,而粮食差不多也告罄了。
将士们又饿又渴,苦不堪言。
没饭吃,只好杀了数千匹战马来充饥;没水喝,只好自己动手开凿水井,据说足足挖到地面下三十余丈,才见到了水。
此次远征,堪称曹操自起兵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次。
有感于此,当大军来到了安全地带后,曹操立刻下了一道命令,要调查当初是哪些人劝谏他不要发动这次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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