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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疏因言辞激烈，光绪帝没能马上御览。
但康有为因多次上书，令光绪帝印象深刻，想亲自接见他。
不料，朝中的顽固派从中作梗，以祖制劝说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官员，光绪帝只好谕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派大员代为接见。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至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以及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人进行了一场有关变法的大辩论。
廖寿恒开门见山地问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已经垂垂老矣、在京城贤良寺闲居的李鸿章对于变法的前景将信将疑，问了一句：“然六部尽撤乎？”
康有为的回答非常干脆：“诚宜尽撤。”
这位维新派领袖和盘托出的变法主张，几乎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
他甚至建议光绪帝效仿明治天皇誓众变法，由此“举国便可风从”
。
康有为在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中，描绘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变法蓝图：“欧美三百年造成治体，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
以中国之广土众民，三年可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十年而霸图定！”
光绪帝没有亲耳听到这些变法主张，但他读到了康有为的奏书，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讲、总理衙门上行走（正六品），并且严令如有折上奏，任何人不得阻拦耽搁。
康有为终于迎来他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日子，一雪十年前在京师拜谒显宦备受冷落之耻。
正月初八，康有为再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他把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呈送给光绪帝，寄望于皇帝能以此二国为榜样，变法维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
四月十三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
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着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
。
二十一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
。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下，慈禧勉强同意颁诏试行新法。
四月廿三日，朝廷颁布《定国是诏》，宣布革新变法，新政由此开始。
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
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
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
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
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在《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密保人才的奏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3）、梁启超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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