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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八，她又将群臣召集至勤政殿，继续对光绪帝大加斥骂，并对从皇帝寝宫、书房和康有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条讯问，逼迫光绪帝认罪。
在慈禧的威势下，光绪帝不仅认了罪，还率领百官到勤政殿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恳请太后训政，慈禧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装模作样地答应了。
恳请太后训政的诏书是在政变当天，由庆王、端王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的，大意是说，现在国事艰难，朕日理万机、公事繁忙，皇太后已经两度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尽善尽美，为了国家大计，恳请太后重新训政。
如果太后同意训政，将是天下臣民的福气。
而光绪帝本人对这份诏书的内容一无所知。
之所以举行这个仪式，只是为了表示太后训政是光绪帝所请，合乎祖宗规矩。
从此以后，光绪帝对任何政事都一言不发。
这样宣布训政在程序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稍一分析就会发现很大的漏洞。
因为训政的基本前提是皇帝年幼，而此时光绪帝已经结婚且名义上亲政十余年，政治历练足够，思想也已成熟，根本不需要后宫参政。
慈禧当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但一时之间到哪里去找一个符合要求的小皇帝呢？所以，作为缓兵之计，慈禧在八月初十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寻医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
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
慈禧通过这道谕旨意在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生病已四月有余，太医久治无效。
既然连太医都无计可施，一定是病得很重；遍召天下名医速来京城，“毋稍延缓”
再次告知天下，皇帝病重矣。
显而易见，慈禧“以帝疾作，宣示中外”
，将一个本该是宫中的秘密公之于众，且令太医捏造脉案，故意制造出光绪帝大病且不能理政的紧张氛围，这样，太后第三次训政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缓兵之计给了慈禧足够的时间在朝廷中重新布局。
不过，既然皇帝只是生了病，意味着太后训政是临时应急措施，迟早还须归政。
人们眼下相信皇帝生了重病需要数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治疗，但慈禧的本意并不在此，她要废了光绪帝。
在实施废掉光绪帝这一计划之前，慈禧进行了必要的试探。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慈禧召集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及几大王公入见，商议废立之事。
她试探道：“今之上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
况哀家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哀家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害哀家，故起意废之，选立新帝。”
她表明废立的原因是光绪帝“不孝”
，试图“陷害”
她。
军机大臣孙家鼐听了劝解道：“臣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如果执意废帝，恐怕激起南方变故。”
慈禧闻言大为不满，愠色道：“这既是国事，也是我爱新觉罗氏一族的家事，兼召汉臣，不过是为了体面。”
可见，在慈禧看来，大清的国事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家事，家事与国事无异，皇帝的废立完全可由她自行定夺，与他人无关。
随后，慈禧让荣禄代她征询朝廷中最有权威的两位汉族大臣——刘坤一和李鸿章的意见。
李鸿章表示此举不妥，他说：“时局动**，天下易主，太过危险，请太后三思后行。”
至于“太过危险”
的原因，他进一步解释道：“老臣以为此事断不可行。
第一，贸然废帝必会招致列强的干预；第二，朝中王大臣多是爱新觉罗后裔，一旦太后登基，势必玉石俱焚；第三，光绪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在老百姓心目中颇有威望，如果强行废帝，势必引发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
由此看来，直接废黜光绪帝很难实行，慈禧还须另想别的招数。
对慈禧来说，皇位何时夺和怎样夺，全看自己安排，她所要费心的只是怎样使废帝计划变得理所当然、顺理成章。
经过苦思冥想，慈禧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光绪帝没有子嗣，如果在有爱新觉罗血统的孩子中，给“生病”
的光绪帝找个继子，那么“废旧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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