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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
欧洲没有一派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
控制着。
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
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
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
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
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
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
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
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
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
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底，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
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138]。
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他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
但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拒绝了。
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
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
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词都没有什么意义。
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绝不问他要忏悔单看[139]，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
二字。
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
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
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
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
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
——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
他也爱好自由。
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
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
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像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
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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