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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
“好吧，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哀区脱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的接受了。
他发了傻劲，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哀区脱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
克利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哀区脱意料之中。
他并不想打击克利斯朵夫，认为以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利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利以内的行动。
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
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像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
他决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
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
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利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哀区脱所有。
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利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凑起来。
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的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时期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
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哀区脱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
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
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做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
栏内写些诬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
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
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
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示，便像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
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
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
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做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
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
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
攻击忽然停止了。
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
来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
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
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
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
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
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
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
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
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
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
这个时期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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