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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讨论》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
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
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
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
顾先生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
顾先生说得最好：“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地变迁是怎样。”
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
在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证的方法，我说：
我们对于“证据”
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
但史家要问：
（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2）什么时候寻出的？
（3）什么人寻出的？
（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我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
和“本子”
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这是考证学的方法。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
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
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试举曹雪芹的年代一个问题作个实例。
民国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证据，得着这些结论：
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一七六五）。
……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一七一五—一七二○），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诚挽曹雪芹的诗题下注“甲申”
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
的话，故修正我的结论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
，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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