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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物种的体外睾丸强烈地暗示我们一直是陆生动物。
人类学家还抱怨说，许多为该理论提出的证据，都聚焦于身体软组织的演化，如皮肤、毛发和脂肪。
问题在于这些软组织不会被保存在化石记录中，这使人类历史上到底何时演化出的这些特点，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演化出来的—了解这些事变得十分困难。
由于这种模糊性，就这些特点的起源编造“就是如此”
的故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家更倾向于关注化石的“硬”
证据，这些化石证据从未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我们的演化史上存在一段水生的时期。
也许人类学家期望的是，一旦他们解释了为何水猿假说是错误的，每个人了解了之后都会对它失去兴趣。
但这件事并未发生。
如今，它还是一样地流行。
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甚至曾经表达过对该理论的支持，包括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84]、动物学家莱尔·沃森，以及主持过英国广播公司（BBC）数个推广水猿假说的纪录片的博物学家大卫·艾登堡爵士[85]。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该理论一直流行？人类学家经常把它怪罪在伊莲·摩根的头上，经常指责她就像伪科学异教团体充满魅力的领袖一样。
如果这种说法没错，那么2013年摩根的去世应该意味着，对这个理论的支持现在该渐渐减弱下去了。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尽管人类学家并不喜欢承认这一点，但是20世纪90年代，人类演化的非洲大草原理论的衰落，的确给水猿模型鼓起了一阵助力的“风”
。
它导致数名广受尊敬的理论家，包括演化生物学家卡斯滕·尼米茨和人类学家菲利普·托拜厄斯提出，在我们演化的陆地和水生两种理论之间，找一种中间立场或许是值得考虑的事。
他们很乐意放弃绝大部分的水猿模型，但他们力劝自己的同事们再次考虑涉水作为双足行走成因的可能性，主张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解释我们为何直立行走的说法一样地有可能。
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祖先处于有水的环境这件事就一定发生在海岸边。
早期人类有可能生活在河岸边、湖边，或者存在季节性洪水的林地。
但是不管地点在哪里，涉水有可能赋予了它们一种适应性优势。
然而，对该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仍然来自人类独特性的问题。
它触及人们内心深藏的直觉，即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特别是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
我们一定有什么古怪之处，许多人感觉，这种古怪肯定是我们的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事件的结果。
人类学家提醒人们，这种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信念是错的，我们并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特别，使自己相信自己的独特之处的不过是我们的虚荣心罢了。
也许是这样，但有时你很难不受这个想法的吸引。
如果你曾经在海岸边消磨过时光，在那里目睹过我们的物种身穿泳装冲浪的样子，你可能尤其会有此感受。
面对这样的景象，我们或许真的是一群水猿后代的想法，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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