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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德莱顿那种“乐于思量”
带来的安全感。
在这种语境下，快乐处于混乱之中，我们需要受到一些外力的推挤。
从某个角度来看，蒲柏的诗歌用史诗般的语调，讲述了一场关于贝琳达（Belinda）那缕头发的闹剧，他似乎以此贬低了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暗示着这部家庭剧完全无法比拟曾经的英雄史诗。
但是，这首诗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主题，因为结构的对比不仅是在贬低情节，它还强调、升华了那些有时被史诗忽略的日常细节——这些细节也值得我们关注，甚至值得我们尊重。
奥布雷·比尔兹利（AubreyBeardsley）的那幅插图，记录了贝琳达准备会见绅士的场景，捕捉了她的魅力与虚荣心。
所谓“喜剧”
，往往是我们赋予一种独特空间的名称，在这种空间里，令人钦佩之人和极度荒谬之人可以共存。
如果让某人变得“幽默”
，不仅可以享受他们的魅力，还可以把握他们的局限性，蒲柏和比尔兹利正是用这种方式，勾勒着贝琳达的形象。
许多喜剧形式之所以长盛不衰，都是依靠这条微妙的线索：在举起一样事物之后，不一定就要——至少不要简单地——将它放下。
从抗议到戏仿
文学评论家与理论家肯尼思·伯克（KehBurke）认为，“纯粹的”
幽默不是一种异议，而是一种默许：“一位幽默大师不会想‘让我们出去做点什么’。
相反，他会让我们觉得，‘好吧，事情可能没那么糟糕。
这完全取决于你看待它们的方式’。”
那么，那些纠结于讽刺现状的幽默形式，又代表着什么呢？如果讽刺意味着批判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幽默鼓励我们容忍它们，那么喜剧式的愤怒又是什么呢？它是否一方面想要改变现状，一方面又想要发泄情绪？伏尔泰（Voltaire）的《老实人》（dide，1759）提供了一条思考这些问题的路径。
这本书本身就以残酷的方式，批判着伯克的论调，也就是那句“好吧，事情可能没那么糟糕”
[潘格洛斯（Pangloss）更推崇的表述是：“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
这个故事的生动之处，就在于揭露这种观点的骗局。
在这本书中，这种看似温和的论调，其实遮掩着本质的自负与无情。
老实人康迪德（dide）看到自己的导师遭受绞刑之后，仍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如果这里已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那么其他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
图13 奥布雷·比尔兹利（AubreyBeardsley），《梳妆》（TheToilette，1896），为蒲柏的《夺发记》绘制的插图。
正因如此，阅读伏尔泰作品的乐趣之一，似乎在于它们对痛苦的免疫力。
康迪德“遭受鞭打的节奏，遵循着拷问者的歌声”
，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伏尔泰作者风格的缩影，那是一种喜剧式的冷漠。
这本书讲述了许多事物的丧失——被迫丧失贞洁、纯真、希望与生命——但它从来不会丧失风格。
我们读到了大规模的扼杀与刺杀，而且“在几个小时以内，这场灾难在各地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
请注意，是几个小时，而非几天或几年。
康迪德发现自己的少女居内贡（de）已经成了另一个男人的情妇，“他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哭了很久，然后他把卡康博（Cacambo）拉到了一边……”
“又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还不够长，不值得一个句号。
当潘格洛斯从绞刑中恢复过来之后，他“承认自己一生都遭受了可怕的痛苦，但他仍坚称一切都非常顺利。
他将继续保持信心，不被那些糟糕的事情分散注意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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