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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
郭嵩焘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
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
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
、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是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想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
而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只可能成为“文苑传人”
。
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
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
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
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
之任的材料。
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
，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
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
发榜之后，郭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
。
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题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
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
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
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
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
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
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
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
曾国藩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
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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