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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
，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
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这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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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更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肇、铜爵各一件，最大的是“戍嗣子鼎”
，高近半米，重达21公斤多，底部有烟灰层，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
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30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为了纪念这荣宠，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戍嗣子鼎及铭文拓本："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原金。
用作父癸宝鼎。
唯王筑嬴大室，在九月。
犬鱼。”
铭末“犬鱼”
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嗣子”
，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犬鱼”
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一只大鼎来纪念。
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的前夕。
朋，甲骨文作儿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
王国维《说珏朋》云：“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二系一朋。”
也就是说，一串五枚，两串十枚，十枚是为一朋。
《合集》40073曰：“易（赐）贝二朋。”
这说明在商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
口按照1975年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卫盆铭文记载：“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
才八十朋。
厥贾其舍田十田。
矩或取赤虎两。
鹿口两。
口翰一。
才廿朋。
其舍田三田。”
“按周制，百亩（约合今31.2亩）为一田，二十朋抵三田（约合今93.6亩）o
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坊特征得到公认，学界多已不再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葬品”
，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和粮食，而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
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界也是压在死者身下，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1961年的“墓主是贵族”
的判断仍有可成立之处：后冈H10虽然是一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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