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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祭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都是身首分离，尸身可能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
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的权力。
这只能来自王权。
又有两种可能。
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
周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
《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
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的难得的机会。
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
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是婴儿和幼儿。
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
最下面一层，拥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肢解甚至烹食。
到中层，多数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
最上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肆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或以手掩面，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
戍嗣子本人应该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手掩面的四十岁男子（3号）。
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留到后面处死。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或因罪而死”
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臣。
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
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
献祭，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纣王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
这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倘若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打捞失落的文明
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后人早已对那个时代失忆，史书更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录。
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6000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
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
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比如，《合集》32093:“卯三羌二牛。
卯五羌三牛“卯”
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
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
《合集》32093拓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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