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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
，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
的编辑者孔子。
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
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
？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Gideon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
他认为，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
这个阶段，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
或“复杂酋邦”
。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早期国家”
，王权相当稳固，人祭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献祭的原因。
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
阶段，所以他的结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一章对此进行分析。
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夏王朝，其农业基础并不是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
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早期王朝。
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却偏偏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
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
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
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再比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
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统治基础。
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目前，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
。
不仅如此，商纣王、文王周昌、武王周发、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熟悉的先祖往事，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理解。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
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附录：上古人祭行为的分类
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但不一定都属于人祭。
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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