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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止一科”
，足见他是以此为常业，与周锡恩早有往来；而科场风气之坏，亦由来已久。
因为如此，虽有赵舒翘这种精干有魄力的臬司，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仍从宽减，不愿兴起大狱；当然，其中还需要一个人的合作，这个人就是殷汝璋。
对于整个内幕，殷汝璋在事后是非常了解的。
案发之时，他扣留陶阿顺送苏州府讯办，整个处置，干净利落，无可置疑。
但如扩大来看，周福清那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很容易令人疑心他跟殷汝璋由于同年的关系，对于贿买关节一事，早有联络，不但已获殷汝璋首肯，而且价钱都谈好了。
至于扣送来人法办，只由于关节送到时，恰好有副主考在座，事成僵局，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求自保。
这是合理的猜测，舆论将会如此评估殷汝璋，言官闻风言事，亦可奏请在殷汝璋浙江试差竣事后，候命听勘。
此案如在乾隆期，必兴大狱，殷汝璋为了免祸及不为清议所讥，必须主动要求彻查，洗刷嫌疑。
那一来，周福清以交通关节为常业的历史，将被泄露；而周锡恩亦必不易脱却干系。
所以浙江当道即令有意将此案化大为小，如果殷汝璋不愿默尔而息，上奏陈明如本文前述既为同年，复有名帖，则信中又附名片为不合理，指出周福清行贿的对象并非自己，事情仍旧难以摆平。
是故，此案化大为小，所必须取得殷汝璋的合作，即为“不作为”
。
不管崧骏如何出奏，只要不说他有受贿之嫌，他都能容忍。
这样，周福清的捏供，“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
云云，才能成立，作为判刑时，“量从末减”
的根据。
殷汝璋的合作，自然是愿念年谊之故；合作所生的效果，可从崧骏奏报结案的处置中看出来：
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亲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
该草员亦闻拿自首。
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
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
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
且财未予人，未便计赃科罪。
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
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
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毋议。
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
票洋系属自重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着追。
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
浙江的奏折于十二月十二日上达御前，照例“下刑部议奏”
。
由于下一年为慈禧六十正寿，有恩赦、停刑、恤囚等恩典，所以重大案件，都要在年内赶办，出奏定案。
周福清一案，刑部在十三天之内议竣，复奏这天是十二月廿五日。
引《大清律例》吏律职制下的“贡举非其人”
一条说：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样，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
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
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
，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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