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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中国人祖先的本土起源或曰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坚持中华文明的单纯的本土起源，但通过古代各个人群的基因比较，以及动植物基因的研究可以推断，中国人的祖先最初来自非洲，然后四面八方各个古代人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中华文明既是我们的祖先立足东亚沃土辛勤耕耘、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大量外界的物产、技术乃至各种思想输入东亚，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
那些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大洲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的边界，都是迟至几百年以来的近代逐渐定型的人为界线，并不存在于古代人群迁徙的路途上。
古代人群并不会用近代、现代的界线“画地为牢”
，限制他们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
其次，基因趋于天下大同，文化迈向美美与共。
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决定古代各个人群基因交流的关键因素。
直立人时代人口稀少，部落规模也很小，很多部落会在自然环境波动中自生自灭，他们比周围的灵长类如猩猩、猴子群体强不了太多。
因此，远距离的基因交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散落在大陆各个角落的直立人大体上独立进化。
认为各个大洲的直立人会迈着同样的进化步伐变成相同的现代智人的观点，不太可能是事实。
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张时，人口数量比直立人时代明显更多了，迁徙能力卓越的智人一路上甚至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进行杂交，更不用说现代智人不同群体间的杂交了。
当农耕传播时代来临时，相比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口数量有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加。
不同族群间的基因交流更为频繁，昔日因人烟稀少而相对独立进化的各个人群，此时彼此交换着自己的基因型，于是不同人群之间在基因型上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以时日，全世界的人类在基因上将趋于天下大同。
虽然人群与人群之间仍然会有分野，但这种分野主要是各自文化基因的差异，而非生物基因的差别。
最后，基因属于生命科学，祖先属于文化情感，在认识祖先与自我的路途上，理智与情感都是需要的。
科学是理性、理智的，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科学用证据说话，揭示出祖先的秘史。
没有科学成果的支撑，我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清楚。
对祖先最大的不敬，莫过于认错了自己的祖先是谁，所拜非本尊。
要清楚地知晓我们的直系祖先是谁，生命科学是最重要的工具，那隐藏在细胞中的肉眼不可见的基因上，镌刻着祖先的生命信息，那些信息把我们与祖先之间的血脉真正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尊敬祖先的人群，商周的甲骨文中包括大量祭祀祖先的内容。
可以想见，在商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建立起了对于祖先的尊崇意识和祭拜仪式。
这既是古人面对危险重重的外界提高族群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也是给身处凡世间的自我一个确定性的“锚”
，能够让渺小的个体知晓自己在历史时空长河中所处的位置，获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圈悠久的祖先崇拜传统，源自古老的农耕聚落结构，是中国人独特的重要文化基因，区别于欧美古代文明圈流行的宗教传统。
时至今日，对祖先的尊崇乃至祭拜，仍然是很多中国人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们生活与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精神园地。
面对祖先，我们接受基因证据，我们也珍视精神传统。
但是，我们应该反对任何以基因之名打造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那些论调并没有科学依据。
所有的地球人都是现代智人，有着14万年前的共同祖母—线粒体夏娃，有着6万年前的共同祖父—Y染色体亚当。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人的共同祖先不会早于3万年前。
要追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祖先，也许只需要把时钟向过去回拨几千年就能成功找到。
也许有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尽量避免使用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雅利安人种、尼格罗人种这类有着种族味道甚至种族歧视味道的词，除非引用早期学者的观点的需要。
因为这些词混淆了现代民族概念与古代人群称谓，它们往往是臆想出来的名词，并无基因科学的支持，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造成了干扰。
本书在描述古代人群时，更多地用中性的大洲和大洲方位的地域名称来表示人群，比如“东亚人群”
“草原带西部人群”
。
本书有时也会使用“氐羌族群”
“藏缅语系族群”
这类包含民族名称的词，这些词已被学者长期使用，它们要么是对古代人群的描述，不会引起古今混淆，要么是语言学的中性描述，不会引起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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