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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攀着灯柱扬臂疾呼的青年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爱人的全部身心。
“谁？”
她双手搭在我肩上问。
“他！
一个英雄！
一个大家都应该记住的人！”
是奇迹也不是奇迹，我一直没有被捕。
被“”
控制的公安局派人去厂里查过我，党委并没有专门商量过如何应付这种事，但他们面对公安局拿来的明明有我侧影的相片，却个个表情自然地否认厂里有这么一个人。
合同医院的大夫在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便一反常规地来我家“出诊”
，并给我留下了长休的病假条（大家也知道我确实有慢性肾炎）；街道治保主任陈大妈见着我总是慷慨地报之以真诚的微笑，唯一对我不满之处，就是屋里既乱搁着那么多的铅丝、木条、胶泥，为什么不养成拉上窗帘的习惯，以免“有碍观瞻”
。
在这“病休”
的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塑像已具雏形。
偶尔有生客来家，问道：“你这又塑什么呢？”
爱人总是抢着回答：“架线工。”
熟客来了，我就拿出设计图，请他们看，一边小声地传达着他的召唤。
厂里的几个小伙子轮流来当模特儿，搂着我那小平房里的旧木柱子摆姿势。
我总是不满意他们，常常说：“都不能传神。
应该找到他，请他自己来。”
“是呀，该找到他！”
爱人这么说，同志们这么说，我也这么说。
但是，在那阴云四合的岁月里，到哪儿去找他？他在哪儿呢？也许，在监狱的铁窗中；也许，像我一样，在某个隐蔽但并不消沉的角落，也许……不敢往下想了。
我们的估计从方向上看总是正确的，但我们的估计从程度、速度上看却总还是显得保守。
我以为起码还得“病休”
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门口晒晒太阳，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便云开雾散。
“我恢复了上班，在宣传科里又成了个忙人；我和爱人一块大摇大摆地去逛王府井；我对每一位来家的客人，无论生熟，都乐于揭开盖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请他们代拟除了《架线工》以外的任何恰当题目……”
我开始积极地寻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时许，我徘徊在广场的木板墙边。
因为纪念堂正在动工，所以出现了这样一道木板墙。
木板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还有童怀周编辑、油印的《革命诗抄》。
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为打倒“”
后能畅快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为未得平反和同志未能恢复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满期待。
我不仅仔细地阅读每一份贴出的文字，而且，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仔细观察着前来这里的第一个小伙子——我想，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到这里来。
啊，这些小伙子们，他们的面容多么严肃，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他们那火热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颗拴系着祖国、民族命运的红心……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于有明显弱点和缺点的人。
有的脸上长有粉刺；有的曾为很无谓的事情同别人吵过架，脖子上的筋胀起老高；有的至今写一篇千字文还总要出十来个错别字；有的早上爱睡懒觉；有的在电影院里偷偷吸烟；有的总爱不合时宜地对别人开玩笑……但是在这广场，面对着与整个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场面，大家的心弦共鸣了，步伐趋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我望着他们，一个个检验着他们，虽然我没能找到他，但我不应当失望，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令人产生美感，令人愿意亲近……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没有等到他，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
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诉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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