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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已是北风瑟瑟，落叶萧萧，寒冬的天气了。
近来飘泊海上的我，越发没有事做，因为S大学犯了赤化的嫌疑被封闭了，我的教职也就因之停止了。
我是具有孤僻性的一个人，在茫茫的上海，我所交接的，来往的朋友并不多，而在这不多的朋友之中，大半都是所谓危险的分子，他们的工作忙碌，并没有许多闲工夫同我这种闲荡的人周旋。
除了极无聊，极烦闷，或是我对于政局有不了解的时候，我去找他们谈谈话，其余的时候，我大半一个人孤独地闲荡，或在屋里过着枯寂的读书做文的生活。
——蒋光慈《野祭》1927
转向救亡——
萧红《生死场》1935
在苦难里倔强的老王婆固然站起了，但忏悔过的“好良心”
的老赵三也站起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的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了……。
那寡妇们回答出“是呀！
千刀万剐也愿意！”
的时候，老赵三流泪地喊着“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
……”
的时候，每个人跪在枪口面前盟誓说“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
的时候，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
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生死场》读后感，胡风，1935
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农民）承担了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金字塔式的社会文化结构被颠倒了过来。
所以，历史地表现他们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要求的民间文化形态不能不进入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视野。
另外，由于抗战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使原来相互对峙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
战争以来的新文学价值结构有了复杂的改变，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启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和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
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二、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转变标志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第二个问题：如何去服务。
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第三个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
转变标志2：“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左起：毛、周扬、茅盾、郭沫若
第一次文代会1949.7.2-7.19
周扬“第一次文代会”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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