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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巴拉望岛（Palawan）的岛民阿古塔亚诺人（Agutainos）中，寡妇在丧夫后的七八天内不得离开屋子；即使在这以后，她也只能在阒无一人的时分外出，因为无论谁，只要瞥见她都会倏然而亡。
为了防止这一致命的灾难，她必须用木棍一路敲打沿途树木，警告他人躲避危险；她所敲打过的那些树木很快就枯死了。”
[51]惧怕像这样一位寡妇所带来的危险，其实质在另一个例证中得到了解释。
在英属新几内亚墨克奥（Mekeo）地区，鳏夫将丧失一切公民权，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大家惧怕、规避的对象。
他不可以栽花种草，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也不可以在大路或小道上行走。
他必须像野兽那样潜行于草莽灌木丛中；如果他看见或者听见有人（特别是妇女）走来时，必须马上躲于树后或灌木丛中。”
最后的这一线索使我们很容易就找到鳏夫或寡妇的危险特性之所在——**的危险。
丧妻的男人必须抵御另寻新欢的欲望；寡妇也须抵御这种相同的欲望，此外，由于没了主儿，寡妇往往更容易对其他男人产生欲望。
如此的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satisfas）与悲伤感相抵触，因而不可避免地激起鬼魂的愤怒。
[52]
避讳死人的姓名作为一条戒规是极其严厉的。
因此，在南美洲的某些部落中，当着亲属的面提起死者的姓名被认为是对未亡人的最大侮辱，对此的惩罚不亚于对谋杀的惩罚。
（同上，第352页）乍看之下，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惧怕提及死人的姓名；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危险使得人们想出种种规避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从各方面而言，都是令人关注的，是重要的。
东非马赛人（Masai）的办法是，在一个人死后，马上就给他换一个新姓名；这样，人们就可以不受拘束地提及他，而所有的限制则仍然附着于老姓名上。
这种做法似乎预设，死人的鬼魂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他的新姓名（同上，第354页）。
在南澳的阿德莱德（Adelaide）和恩康特巴依（EnterBay）两部落一向都非常注意，每当有人去世，部落中所有与死者姓名相同或相似的人，都得换用新的姓名（同上，第355页）。
在维多利（Victoria）和美洲西北部的某些部落中，这一做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有人去世，其亲属不论有无谐音现象都得换名（同上，第357页）。
事实上，在巴拉圭的圭库鲁人（Guaycurus）中，当有人去世时，首领往往将部落全体成员的姓名都改掉；“从此，每个人都必须像从来就叫这个姓名一样，去记住自己的新姓名。”
[53]
更有甚者，如果死者的姓名刚好与某种动物或常用物品的名称相吻合，有些部落就会认为有必要给这些动物或物品另起名称。
这样称呼起来就不会使人想起死者。
这种习俗导致了语汇的不断变化，这给传教士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当这种变化具有长期性的时候，更是如此。
传教士多布里兹霍弗（Dobrizhoffer）在巴拉圭的阿维波内人（Abipones）中进行传教的7年时间内，“土语中的美洲豹一词被换了三次，鳄鱼、荆棘、牲口屠宰等词，尽管换得不那么勤快，但都被换过”
。
[54]对说出死人姓名的畏惧，事实上已发展到避讳提到与死者有关的一切事物上；这一压制过程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这些民族无任何传统和历史记载可言，因此对它们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同上，第362页以下）。
不过，有些原始民族采取补偿性做法，即在经过很长一段守哀期之后，死者的姓名被恢复使用在孩子身上。
因此，这些孩子就被当作是死者的托生（同上，第364页以下）。
在对待名称这个方面，可以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和未开化的人们在行为上是一致的。
和其他的神经症患者一样，他们对说出或听见某些特定的词和名称，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情结敏感性”
（plexivesensitiveness）[55]；他们对待自己姓名的态度，也为自己设置了许多常常是很严肃的禁忌。
我熟悉的一个塔布病患者自立一条规矩：不准写出她的姓名，因为她害怕姓名一旦落人他人之手，她人格的一部分也会被这个人所占有。
她身不由己地一味与幻觉所产生的**进行抗争，并禁止自己“放弃自身的任何一个部分”
。
这起先只包括她的姓名，随后又扩大到她的书写，直到最后，她干脆什么都不写了。
因此，对未开化民族将死人的姓名视为他人格的一个部分，并将其置于相关的塔布之下的做法，我们将不再感到惊讶。
显然，说出死人的姓名归根结底还是与死人在接触。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将这种接触置于如此严厉的塔布之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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