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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关系是复杂的，不会没有矛盾。
统治者们拥有无比的特权，而与之相映，普通人则受制于无比的塔布禁忌。
统治者之所以是特权人物，是因为他们可做或享用普通人因塔布所禁而不可为之事。
然而，与这种豁免权形成反差的是，他们要受到其他塔布的限制，而对此普通人却不在受禁之列。
在此，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反差（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现象）：一个人同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并受到更大的限制，此外，人们认为统治者拥有超常的魔力，因而不敢接触他们的身体和财物；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期待着从这种接触中得到最最有益的结果。
这似乎是另一个尤为夺目的矛盾，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它不过是显而易见罢了。
由君王主动采取的接触具有治病和保护的功效；而普通民众主动接触君王及其物品则是危险的，也许这是因为这类接触可诱导侵犯性冲动。
另外一个不易解释的矛盾见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人们认为君王主宰着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君王又必须极其小心翼翼，以防不测，好像他那无所不能的力量，对此却是一筹莫展。
这一情形因如下的事实而变得更为复杂。
这就是，人们无法信赖君王能够正常地行使自己无限的权力，不仅为了保护自己，而且还要为民谋利。
因此人们不信赖君王，认为对君王进行监督理所当然。
君王终身都得恪守的塔布礼节（etiquetteoftaboos）同时服务于这两种保护目的，既保护君王免遭危险，又保护臣民免遭君王的威胁。
也许以下述方式来解释未开化民族对待统治者的复杂和矛盾态度是说得通的。
各种不同的冲动通过迷信或其他一些动机，在对待君王的行为中得到了体现；各种冲动互不关照，各自向着某一极端发展。
这样各种矛盾现象就得以产生，不过说来也凑巧，无论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抑或在未开化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智丝毫不受宗教或“忠诚”
之类问题的干扰。
至此，一切都还算讲得通。
不过，精神分析技术倒是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钻得更深一些，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冲动了解得更详细些。
如果我们对已记录的事实加以分析，好比它们就是神经症的部分症状，那么我们首先可着眼于塔布礼仪动机中的过分的焦虑情绪。
这种过分的焦虑情绪在神经症，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极为常见。
我们的比较也正是围绕强迫性神经症展开的。
对于这一情绪的根源，我们已逐渐有了较明晰的认识。
除了优势的情爱感情以外，只要有这种焦虑情绪存在，就必然会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对，但却是潜意识的敌视流（tofhostility），即一种典型的矛盾情感态度（aionalattitude）。
这样，情爱通过焦虑得到体现并逐渐具有强迫性质。
它的无限加强盖过了敌对倾向，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不足以担负起将这种潜意识的情绪置于压抑状态之中的重任。
精神分析学家凭其经验都知道，这种关于焦虑性过度情爱（solicitousover-affe）的解释肯定是适用于哪怕是最不可能的情况，如：母子依恋（attat）或恩爱夫妇间的依恋。
如果我们以此来解释特权人物的情况，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对他们崇拜，将他们偶像化的同时，人们在潜意识中却有着一种对立的倾向——强烈的敌视感；我们还会意识到，就像我们原先所想的那样，我们事实上面对着矛盾情感这一情景。
不信任感无疑是君王塔布（Kinglytaboos）的动机之一，因此也是这种同样是潜意识的敌视感的另一种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
说实在的，由于这种冲突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结果可见之于不同的民族之中，因此我们不乏例证，来更加清楚地表明这种敌视感的存在。
从弗雷泽的著作[45]中我们得知，“在塞拉利昂，蒙昧的蒂姆人（Timmes）在选举自己的君王时，保留在加冕前鞭笞这位君王的权利；他们如此热衷于利用这一善意的合法权利，以致有时那倒霉的君王在登基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因此，当那些有权势的首领们怀恨某人并想将他剪除时，他们便拥戴他为王。”
然而，即使在这种令人瞠目的事例中，敌视感仍不为人们所承认，而是必须借着仪式得到表达。
原始民族对待其统治者的态度的另一个方面，使人想起在神经症中普遍存在，并在所谓的迫害妄想（delusioion）中得以显露的心理过程。
某个人的重要性被无限夸大，他的绝对权力被提升到最不可能的程度，这样患者便能更加轻而易举地让这个人来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幸，负起全部责任。
那些未开化的人们真是如出一辙地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君王。
他们认为君王有呼风唤雨、司管阳光和天气的能力；如果上苍（Nature）不能在农事或狩猎中让他们大获丰收而令其失望的话，他们就会废黜抑或处死君王。
妄想狂患者（paranoics）[46]的迫害妄想原型可见于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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