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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明及其缺憾》的英文版编者导言，同上，第61～63页）
一、爱因斯坦的来信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
国际联盟及其在巴黎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提议邀请一位由我自己选定的人，就我所选择的任何问题坦率地交流一下看法，这使我能有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同您讨论一个问题，这是关系到世界文明必须面对的国际现状中的最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有从战争的厄运中解放自己的途径吗？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
但解决问题的每一种努力却以令人痛惜的失败而告终。
此外，我相信，有些人的责任就是在职业上和实践中解决这种问题，他们正愈益认识到他们无力解决，现在非常渴望向那些专注于科学追求的人学习，这些人能够按主观需要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对我而言，我的思想的正常目标使我对人类意志和情感的黑暗之处未能深入研究。
因此，在现在提出的这项研究方面，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寻求澄清这个争论中的问题，阐明更明显的解决方法的背景，使您能运用您那广泛的关于人类本能生活的知识对这个问题加以阐明。
那些对心理科学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存在着某些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obstacles），这些障碍的存在，使他可以做出朦胧的猜测，但他却不能了解这些障碍的互相关系及其古怪行为（vagary）。
我相信，您将能够或多或少地置身于政治范畴之外，提出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方法，从而阐明这些心理障碍。
作为一个没有民族主义偏见（nationalistbias）的人，我个人认为，肤浅的（即从行政管理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通过国际上的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立法和司法的机构，以解决国与国之间产生的一切矛盾冲突。
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守该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每一个有争议的案件都要援引法律的决定，无保留地接受它的裁决，并执行法庭所认定的为执行其议案所必需的一切决议。
但在这里，我从一开始便遇到了一个难题：法庭是人类的一种机构，它依照权力受其控制的程度而变，因而不适于强制执行其裁决，因而更易于使这些裁决受到法庭以外职权压力的痛苦的曲解。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
法律和强权不可避免地要同步前进，法庭的裁决几乎更接近社会所要求的理想的公正（这些裁决是以社会的名义和利益而宣布的），因为社会拥有有效的力量来强制尊重其司法理想。
但是，目前我们还不拥有任何超国家的组织，它能够提出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的裁决，并强制人们绝对服从对其裁决的执行。
这就使我得出了第一条公理：寻求国际安全包括每一个国家都要以某种方式对其行动的自由，即对其主权实行无条件的克制，要达到这种安全别无他途，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
近10年来，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做的一切努力的失败，尽管这些努力有明显的诚意，使我们毋庸置疑一些强大的心理因素促使这些努力趋于瘫痪。
这些因素中有一些是不难发现的。
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特点都是渴望获得权力，这使他们拒绝国家主权受到任何限制，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倾向于用另一个群体的活动来养肥自己；他们的渴望是唯利是图，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我特别记得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十分活跃的，虽然较小但起决定作用的群体是由这样一些个体组成的，他们对社会所考虑的事物和各种限制漠不关心，而把战争、武器的制造和销售只视为发展其个人利益和扩展其个人权力的一次机会。
但是，即使认识到这个明显的事实只是朝向理解实际事态的第一步。
紧接着另一个问题便提出来了：这一小集团怎样才能使在战争状态下只有遭受损失和痛苦的大多数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服务于他们的野心呢？（谈到大多数人，我并不排除选择战争为其职业的每一级士兵，他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保卫其种族［race］的最高利益，而攻击常常是最好的保卫方法。
）对这个问题的明显回答似乎是，在目前是统治阶级的少数人支配着学校和出版发行，通常还支配着教堂。
这使它能对群众的情绪加以组织和统治，使之成为他们的工具。
但是，即使这样回答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随之而来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机构是怎样如此成功地把人们鼓动起来，达到如此疯狂和热情的程度，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呢？回答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仇恨和破坏的欲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处于潜伏状态，它只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表现出来；但是，要使之发挥作用并使之达到集体精神病（collectivepsychosis）的程度，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
这里或许展现着我们所考虑的全部最复杂的重要因素，一个只有人类本能论专家才能解答这一问题的谜。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在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控制人类的心理演变（meion），以便使之能抵制仇恨与破坏的精神病？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没有文化的所谓文盲。
经验证明，正是“所谓知识分子”
才最容易屈从于这些灾难性的集体暗示，因为知识分子一般与生活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以最容易的综合形式——书面印刷形式——来对待它。
结论是：迄今我一直谈论的只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的国际冲突。
但是，我已完全认识到攻击性本能在其他形式和其他情况下也起作用。
（例如，我想到内战在早年归咎于宗教热情，但现在却归咎于社会因素；或者，再说一遍，归咎于对少数种族的迫害。
）但是，我坚持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典型、最残酷和最放肆的冲突形式是蓄意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最好的机会找到使所有武装冲突都不可能发生的方法和手段。
我知道，对这个紧迫而又吸引人的问题的所有争论点，在您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找到明确或隐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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