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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就是事情的最初状态：谁具有更大的力量，谁就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凭借野蛮的暴力或受理智支持的暴力来取得的统治地位。
我们知道，这种统治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过改变。
有一条道路可以引导人们从暴力通往正义和法律。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我认为只有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借助于下述事实才能畅通的道路，几个弱者联合起来的力量堪与一个人的超越力量相匹敌。
“团结就是力量”
（L’unionfaitlaforce）。
暴力可以被联合所打败，联合起来的人们的力量如今则代表着与一个人的暴力相对立的法律。
由此我们发现，正义就是一个社会的力量。
它仍然是暴力，随时准备抵御任何抗拒它的人；它是通过使用同样的方法，并遵循同样的目的而发挥作用的。
其唯一的真实差异在于，普遍盛行的不再是个人的暴力，而是一个社会的暴力。
但是，要想使从暴力到这个新的公理或正义的转变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满足一个心理学的条件，大多数人的联合必须是稳固而持久的。
如果只是为了反对某一个统治者而联合起来，在把他打败之后便解散了，那就会一无所获。
另一个自以为力量更强大的人会再次寻求建立一种暴力统治，而这种游戏会无限地重复下去。
团体必须永久地保持，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制定规章来预先防止发生反叛的危险，必须建立权力机构来查看那些规章——法律——是否受到人们的尊重，并监督暴力法案的实施。
对诸如此类的利益集团的承认，导致一个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的发展——团体的感情才是集体力量的真正源泉。
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基本情况都讲清楚了：暴力的克服是通过把力量转向一个更大的团体，这个团体是靠其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连接在一起的。
还有待说明的只不过是对此所做的扩展和重复。
只要社会仅由许多同样强壮的个体所组成，那么情况便很简单了。
这种联合的法律将决定，若要保证社会团体生活的安全，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何等程度上放弃他的个人自由，把他的力量转向暴力的用途。
但是，另一种状态只有在理论上才是可信的。
实际上，情况往往因以下事实而变得很复杂，从一开始，社会团体就包含着不平等力量的成分——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儿童——而且不久，由于战争和征服的结果，社会团体也开始包括战胜者和战败者，他们分别成为主人和奴隶。
因此，社会团体的正义变成了在团体内部获得不平等权力的一种表示；法律是由统治者制定的，而且是为统治者而制定的，几乎没有为被统治者的权力留有余地。
从那时起，在团体中便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它们既是法律问题上的不安根源，同时又倾向于促进法律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个因素是，有些统治者企图使自己凌驾于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禁律之上——就是说，他们寻求从法律统治返回到暴力统治。
第二个因素是，团体中的被压迫者不断地力求获得更多的权利。
并且在获得法律承认方面发生变化——他们奋力向前，就是说，力求从不平等的公正达到人人平等的公正。
如果在一个团体内部真的发生了权力转移，诚如由于许多历史因素的结果而可能发生的那样，那么，这第二种倾向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在此情况下，公理就会逐渐使自己适应新的权力分配；或者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统治阶级往往不愿意承认这种变化，反叛和内战便随之发生，随着法律暂时中止以及企图重新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最后导致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统治。
还有另一个有可能使法律发生变化的根源，其变化的表现之一总是和平的方式：它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文化变化之中。
不过，这恰好属于另一方面，必须留待以后予以考虑［第214页］。
由此我们发现，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即使在一个团体内部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居住一地的人们难免会有一些日常的需要和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往往使这类斗争得到迅速的解决；而且在这些条件下，越有可能使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
但是，只要对人类种族史略加考察便可发现，在一个团体和另一个或几个其他团体之间，在大单位和小单位之间——在城市、省、种族、国家、帝国之间——经常发生无休止的矛盾冲突，它们几乎总是靠武力来解决的。
这种战争要么以掠夺，要么以完全推翻或征服某一个团体而告终。
对征服的战争不可能得出任何一览无余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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