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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有力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像他一样研习法律，将来从事社会活动。
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
只是在毕业前夕，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欢迎的讲演中朗诵了歌德论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139]，我才决定要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
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
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
，而感到耻辱。
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
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
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
[140]的禁令之下的命运。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
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
[141]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Brücke）[142]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
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Exner）[143]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Fleisarxow）。
[144]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
[146]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
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
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
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
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
[145]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
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老师布吕克——我对他充满最崇高的敬意——考虑到我窘困的经济状况，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我父亲高尚而毫无远见的想法。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生理研究所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147]做了一名临床助理医生。
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住院内科医生，并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工作。
我还在梅纳特（Mey）[148]手下工作了六个多月。
在我上大学时，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我最初从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
布吕克曾建议我做的课题是研究一种最低等鱼类八目鳗的脊髓神经节细胞，现在，我把此项工作扩展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
就在这时，弗莱奇（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
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
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
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
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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