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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病人的意识内容及其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手段;其次,也从如下这一事实获益,即梦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记的儿童时期的材料,所以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释梦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
在这方面,梦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术来完成的任务。
另一方面,我从未坚持过人们常常归之于我的这样一个主张,即梦的解释工作证明,所有的梦都有性欲的内容,或者都来自性欲的动力。
很容易看出,饥、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产生满足的梦,正如同任何被压抑的性冲动或自私冲动能产生满足的梦一样。
在这方面,小孩子可以给我们的梦理论之有效性,提供一个便利的检验。
在小孩子身上,各种心理系统还没有明确区分,那些压抑还没有深化,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梦,只不过是觉醒生活中留下来的愿望冲动的毫无掩饰的满足。
在某些急需的影响之下,成人也可能产生这种幼儿型的梦。
[177]
精神分析不仅利用释梦,而且还以与释梦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于人们所犯的无数的小失误和错误的研究资料——这些小失误和错误,通常被称作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s)。
我写了一系列论文来调查这一课题,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为书名,第一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于1904年。
我在这一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它们需要超出生理学之外的说明,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进行解释的。
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中推断出一些被抑制或被压抑的冲动和意向的存在。
然而,构成释梦及后面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极大重要性的,并非在于它们给予分析工作的那种帮助,而在于其另外一个特征。
以前的精神分析只关心解决病理学现象,并且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还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实际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
但是,当它涉及到梦时,它就不再是去处理一种病理学症状,而是要处理可能发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生活现象。
如果梦能被证明其构成与一些症状相似,如果对其所作的解释同样需要这些假说——如冲动压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形成(ation)、把意识与潜意识划分成各种心理系统等——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内的一种从属性科学了。
确切些说,它是一种对于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同样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层心理科学的起点,其假设和研究成果可被带入其他心理事件领域之内。
从而,一条道路展现在这门科学的面前,并远远地朝着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领域扩展。
五
在这里,我必须暂停对于精神分析内部发展过程的叙述,而转向其外部历史。
到目前为止,我对精神分析的发现所作的描述,绝大部分与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关,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补充了很多后来的材料,而没有把我本人的贡献和我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贡献区别开来。
自从同布洛伊尔分手之后,约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追随者,完全是孤立的。
在维也纳,大家都回避我,国外也无人注意我。
1900年出版的《释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任何评论。
我曾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这篇论文里,提到过与那个诊所(我在这里讲过学)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谈话,把它作为维也纳精神病学界所持态度的一个例子。
这个助手曾经写过一本书,反对我的理论,但他从未读过我的《释梦》。
诊所里有人告诉他说,这本书根本不值一读。
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
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
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
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荣格(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
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
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
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
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
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
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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