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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
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
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
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
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
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
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
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
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179]
一个反对者[180]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
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
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
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
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
多年来,一些“仁慈的”
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
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
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
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
[181]我安排让荣格担任第一任协会主席,但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最错误的一着。
同时,第二个精神分析刊物创刊,刊名为《精神分析中央学报》(tralJournalforPsy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尔(Stekel)编辑。
不久又创办了第三个刊物《意象》(Imago),由两位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家萨克斯(H.Sachs)和兰克(O.Rank)编辑,其目的在于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
不久之后,布洛伊勒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的论文。
尽管这篇文章曾以忠诚和明确的逻辑参加了那场辩论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对这篇文章还是不十分满意。
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起来斗争,而我们的科学把“矛盾情绪”
(亦译“矛盾心态”
,ambivalence)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归功于他也并非偶然。
在后来的一些论文中,布洛伊勒对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采取了如此一种批评态度,反对或怀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惊地问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是他所赞同的然而,他后来不仅强烈地为拥护“深蕴心理学”
(depthpsychology)而辩护,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为根据的。
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会员资格还是没有能够长期保留下去。
因为同荣格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辞职而去,精神分析从此与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联系。
官方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传播。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追溯过它的发展阶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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