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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植物方面有广泛的知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承认我缺乏植物方面的教育。
几分钟后，在催眠下我问她现在是否知道门厅那棵树的名称，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德语名是火鸡冠百合花；我确实已忘了它的拉丁语名称。”
另一次，当感到很健康时，她告诉我她曾去罗马看过地下墓穴，但却无法回忆起两个专业术语；我也不能帮助她。
接着在催眠中我立即问她是否记起这两个词汇，但她在催眠中却两个词儿都不知道。
这样我对她说：“现在不要再为此困扰，但当你明天下午5～6点，接近6点而不是5点钟在花园里时，这两个词汇会突然从你的记忆中冒出。”
次日傍晚，当我们在谈某些与地下墓穴无关的事情时，她突然冒出了教堂地下室做墓穴用的单词“地窖”
和放骨灰的“壁龛”
。
我说：“啊，这些单词正是你昨天想不起来的。
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
“今天下午在花园里，就在我要回到我房间之前。”
我明白她是让我知道她在非常准时地遵循着我的指令，这正是她通常在6时左右离开花园的时间。
因此，我们发现即使在催眠中，她也没办法得到她所知的全部知识。
甚至于在那种状态中，也存在着实际的和潜在的意识。
当她在催眠期间，经常发生的是这样的情况：当我问她这个或那个现象是怎么来的，她常常皱起前额，停顿一会儿用表示很不以为然的语气回答：“我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这样说：“想一会儿，它会直接出现在头脑中的。”
停顿一会儿后，她会给我所期望的信息，但有时她什么也想不起来。
于是我就答应把这任务留到明天再回忆，这样做从未失败过。
在正常生活中，埃米·冯·N夫人拘泥细节地避免任何虚假，她在催眠下也从不对我说谎。
然而，偶然会给我不完全的回答，隐瞒她部分的故事，直至我坚持要她再次说清楚为止。
一般就像我已引证的例子那样，在催眠中凡激起不快的话题时，她就像平常那样，闭起嘴来不说话。
然而，尽管有这些约束性的特征，总的来说她在催眠中的心理行为表现是她的心理能力无抑制的一种表露，也是充分控制她记忆储存的无抑制的一种表露。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催眠状态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响，但她远不是现出病态的缺乏抵抗。
总体上可断言在那种状态下，我没有对她产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对一位完全有个人能力、完全信赖我说的话的人从精神机制上进行研究的话，则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结果。
唯一的差别是埃米·冯·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状态下那样用某种赞同的心理态度来满足我。
倘若，例如她有对动物的恐惧时，我没能给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虑这种症状起因的精神病来历，而是试图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总是观察到她脸上的紧张和不满的表情；当我在催眠结束时，我问她是否害怕这动物时，她会答道：“不害怕，因为你坚持主张这样。”
类似这样的回答主要是出于她对我的顺从，而不是什么成功，若我反复用简单的暗示来代替加于她头上的许多一般命令，可能会好一些。
但同是这样的病人，面对暗示治疗如此顽固地缠住她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精神分析或个别说服下才消除，这样的人在某个医院环境中被人发现症状有所减轻，这是由于治疗中无关的暗示，或是没有联系到她的疾病的一个问题。
我已在病史过程中举例她催眠后的顺从。
对我来说，这行为似乎是没有任何可反驳的。
而这也是一种较为强烈的观念一定要表现自己。
如果我们探究“固定观念”
的机制时，我们发现它是有基础的，基础是如此之多的经历的支持，这些经历是这样的强烈，以至于我们不禁惊奇地发现这些观念能成功地保持下来，抵抗由暗示所产生的相反观念，使病人具备仅仅有限的能力。
大概真正病变的大脑才有可能通过纯粹的暗示除掉因强烈的精神事件所导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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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在研究埃米·冯·N夫人的意志丧失症时，我开始第一次怀疑伯恩海姆的断言“暗示最重要”
，以及他聪明的友人德伯夫的推断“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催眠这样的事”
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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