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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不能理解怎么可能在我仅仅举起一个手指，说一声“去睡觉吧”
，就能使病人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使她的记忆通向所有她过去的心理经历中。
可能是我通过暗示唤起了这样的催眠状态，但我并没有创造这种状态，由于其特征偶然被发现而具有普遍性，使我非常惊奇。
该病史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表明病人在催眠期间，我们所做的治疗工作。
这正如催眠心理治疗中的一般实践一样，我是通过确信和禁止的方法及提出各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与病人的病态观念做斗争的。
但我并不满足，我研究了个别症状的起源，这样我能针对其缘由，对抗其病态观念。
在这样一种分析过程中，习惯性地发生了病人对带有情感的事情，以最严重不安的言语表达出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表达情绪的发泄方法。
我说不清每次由于我的暗示而在症状的消除上有多大的治疗成就，通过宣泄，我能解决多少情感问题，因为我结合了这两种治疗因素。
因此，这个病例不能严格地看作精神宣泄治疗有效的证据；同时，我必须补充的是，正是这些症状，当我采用了精神分析后才真正永久地消除了。
总的来说，治疗的成功是显著的，但却不是持久地有效。
在新的创伤作用下，病人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得病的倾向并未消除。
任何人要承担像这样一位癔症病人的确切治疗，他就必须比我更彻底地进入现象情结中。
埃米·冯·N夫人的性格无疑带有严重的神经异常的遗传性。
很可能没有这种素质，她就不会有癔症。
但另一方面，单独的遗传素质也不会形成癔症。
必须有产生癔症的原因，我认为这些原因必须是适当的：病因具有特定的性质。
我已经提到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的创伤性经历中的许多情感始终保存着，她记忆的活跃性表现在不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创伤浮现在她的思想中。
我将大胆地对为什么她以这种方式保存情感的理由提出解释。
该理由与她的遗传素质确有关联。
因为一方面，她的情感非常强烈，性情激动，具有最强的感情；另一方面，由于她丈夫的去世，她生活在完全的精神孤寂之中；她亲戚对她的迫害使她对朋友们产生怀疑，并戒备地警惕任何人对她的行为施加过多的影响。
她的职责范围很广，她单独做着他们加在她身上的全部精神工作，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几乎与她的家庭隔离，意识受阻，倾向于折磨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助的女人。
简言之，这个病人除了其他之外，不能忽视的是保存大量兴奋的机制，这部分是基于她的生活环境，部分是她天生的素质。
例如，她很不喜欢说起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在1891年我惊奇地注意到，常去她家的客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生病，或知道我是她的医生。
这个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详尽无遗了呢？我不这么想。
在两次治疗中，我还没有提出我头脑中想的问题，在有可能费力解释该病例之前，这些问题我必须回答。
我现在的观点是，在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发，考虑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经存在。
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该病人给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没有性欲的内容，而这方面毕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伤害，她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兴奋不留任何痕迹，毫无疑问，她让我听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删节的版本。
病人的行为举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没有过分做作的痕迹。
然而，当我考虑她在催眠中告诉我的有关在旅馆里她女仆小小的冒险故事时，我觉得她有保留之处，我不禁怀疑这个如此热情和有强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会赢得其在克制性欲需求上的胜利。
那时，她尽力克制所有本能中这一最强烈的部分，这使她面临严重的精神耗竭。
她曾对我承认她不会再结婚，因为从她拥有的大量财产来说，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兴趣的求婚者；也因为再结婚会损害她两个女儿的前景而使她自责。
在结束埃米·冯·N夫人的这份病史前，我必须做进一步的评论。
布洛伊尔医生和我相当熟悉她，我们认识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当我们把她的性格与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医学界论著和观点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较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可笑。
我们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严重类型的癔症与最高天赋和大多脾气古怪的一类人有关。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在历史和文化中，对杰出女人的传记无疑应当写得简单。
同样，埃米·冯·N夫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实例，即癔症是怎样与洁白无瑕的品性和自我控制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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