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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赞赏她母亲的自信，向她说明我对她女儿情况的观点。
对这个女孩心理上的改变，我形成一种不良的印象。
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言的，她父亲哈拉·冯·N与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死于偏执狂。
她母亲家庭中，也有神经病变的遗传性，尽管没有一个近亲发展成慢性的精神病。
我与冯·N夫人的交谈中，对她的提问均毫无保留自己的观点，她平静地接受和理解。
她变得强壮起来，看上去日趋健康。
自从最后一次治疗以来，过去的9个月她觉得很好。
只有稍微的颈部**和其他轻微的不适。
我在她家住的7天中第一次认识到她的责任、职业和智力活动所有方面。
我也遇见了她的家庭医生，他没有对这位女士发泄多少抱怨，因此她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中止治疗。
这些天中，她也抱怨记忆的中断，“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
。
由此我断定过去两年我所治疗的完全有效，并继续产生效果。
一天，她与我沿着林荫道散步，这是她房子通向海边的一条路，我冒险问她是否此路经常有许多蟾蜍出没。
她向我投来责备的一瞥作为回答，但没有恐怖的症状。
过一会儿，她因此而言过其实地说：“但从前这里却真是这样。”
针对她不愿坐火车的毛病，我引导她进入催眠，在催眠中她本人似乎不满意她给我的回答，显出一种害怕，怕以后在催眠中不像以前那样听话。
我决定让她相信结果恰恰相反。
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交给她并说：“今天午餐时，你要给我倒一杯红酒，就像昨天你做的那样，当我把杯子举向唇边时，你就说：‘哦，请给我也倒一杯。
’当我去拿酒瓶时，你又说：‘不，谢谢你，我想我不会喝的。
’然后你会把手放在你的提包中，拿出一张纸，发现纸上写有那些同样的字。”
这时正是早晨。
几个小时后，这个小插曲在我事先安排下真的发生了，它是那么的自然，所以这么多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什么。
当她向我要酒时，显出明显的内心斗争的样子，因为她从不喝酒，当她拒绝喝酒后伴有明显的放松，她把手伸到提包中，抽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刚说过的最后几句话。
她摇着头，惊奇地凝视着我。
在1890年5月访视后，我知道冯·N夫人的消息就渐渐地少了。
我间接听到她女儿的悲惨情况，这使她非常忧郁和不安，甚至损害她的健康。
最后，在1893年夏，我收到她的一张便笺，问我是否同意另一位医生给她催眠，因为她又病了，不能来维也纳。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允许是那么必要，直至我回忆起1890年，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我曾出于保护她，不让她被任何他人催眠，以免使她因为受到一个她所不喜欢的医生的控制而产生抑郁的危险后才恍然大悟。
因此我写信给她，表示放弃我对她专有的催眠特权。
讨论——除非我们一开始就完全同意所涉及的术语，否则就不易决定一个特殊的病人是否该被诊断为癔症或某些其他的神经症（我们这里说的神经症不是纯粹的神经衰弱型）；我们仍期待着的指导方针是它会在一般发生的混合性神经症中建立界限性的标准，为这些病勾画出基本的特征。
因此，如果我们仍习惯于用较狭窄的术语观念，即用所熟悉的典型病例的相似性来诊断一个癔症患者，那么，无可争辩，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癔症患者，她的轻度谵妄和幻觉（同时她的其他心理活动仍保持完好）、她的人格变化、在人工催眠梦游状态下的记忆的储存、她疼痛的那条腿的感觉缺乏、她的病历中透露出的某些资料以及她的卵巢神经痛等，无疑是癔症的特性，或至少说这是个病人。
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病人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也为诊断一般癔症的可信性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们已在该卷开始的《绪言》中解释过，我们认为癔症的症状是创伤作用于神经系统而导致的兴奋作用和残存。
如果最初的兴奋被发泄或通过思维活动发泄出来，就不会遗留这种残存的兴奋，也就不可能出现一定量的观念（纵然其数量是不能测量的），我们必须把这考虑为兴奋总量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过程，由于该兴奋量没有相应地被用于外部的行动，因而转变成慢性症状。
[193]现在我们通常发现癔症病人中，这种创伤性的“兴奋总量”
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单纯的躯体症状，正是癔症的这种特征的表现方式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这个只有很少转换的癔症病人，其精神症状分为情绪改变（焦虑、忧伤的抑郁）、恐惧和意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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