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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
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
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又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
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
李宗仁此种看法，多少暴露汪精卫性格弱点，只适合在幕僚地位辅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局。
问题是中山先生辞世后，汪氏心理却已膨胀，个性、智力和时势、他人形成剧烈拉扯，他的悲剧也就到来了。
伪政权时代，他被周佛海等人先后拨弄，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硬着头皮去做，往往事与愿违，一切都是那么地勉强、支绌。
所以他晚年要说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
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蒋介石……之属，当中山先生去世后，他们谁也不服谁，各有所长，智慧无法像孙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无法像孙先生那样涵容服人。
几个便打杀开来，而蒋介石以权谋手腕领先，其余便各各分化。
至汪投敌，意气成分很多，唐德刚先生《书缘与人缘》对汪兆铭有一大处把握的总评：“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
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前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他们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
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广西师大版《书缘与人缘》，118页）
作为幕僚助手胡汉民等人固为一代精英，但他们毕竟在孙先生身边工作，较之孙先生的超常睿智，他们的事功就大为逊色。
孙先生的谋略，是从大处着眼，以总的关节来带动诸般细节，而不是在个人意气上运用工夫，斯于大局无补。
因为营救汪精卫一事，孙先生就批评了胡汉民等人。
那时汪精卫因刺杀案被捕。
同志悲哽，于是胡汉民、陈璧君、黎仲实等派人进北京，或以金钱疏通，或谋劫狱，想将汪精卫从牢狱中予以搭救。
孙先生就在槟榔屿秘密会议前，批评了他们。
先生说：“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
夫谋杀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于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也。”
（《孙中山集外集》，149页）
事实上正如孙先生的判断，一年后清廷不支，不仅释放汪精卫，还要赔礼道歉呢。
而胡汉民等人欲以传统方式营救汪精卫，小处着眼，费力费事，反而于事无补。
至于廖仲恺和胡汉民两人之间，中山先生对之如何呢？他对他们是辩证地运用。
虽然对廖特别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的时候，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
他北上的时候，代帅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
不知者以为廖不如胡，其实先生自己自有定夺。
他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
因这两句话，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廖、胡之为人了。
但中山死了以后，广州的大权，落入鲍罗廷手中，既不属于胡，亦不属于廖，不过在事实上，廖比较尚握有重权，胡则仅一空洞之外交部长及中央党部之工人部长而已。
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于做工人运动，这不过鲍罗廷和他开开玩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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