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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
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
他的发议为20世纪60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
（参见美国费侠莉《丁文江》，新星版，181页）。
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
他对苏联的访问，也没有像罗曼?罗兰那样表现考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
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而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民主，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
。
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普选，分权，司法独立，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民主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
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参见《顾准文集》，343～346页），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
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
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
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
，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
。
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
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的启蒙运动。
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
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
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
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办洋务的角色，很多是旧时的官僚或幕僚，最著名的是李鸿章一系。
也孕育了学术与教育方面的人才。
严复翻译了多种西洋学说与理论。
赵元任对修建王国维纪念亭，不出一钱，或以为怪事，实则，赵元任饱受西方思想熏陶，对王国维愚忠，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值得纪念之处。
亦别有怀抱，并非一毛不拔。
差不多同时期，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
可是可怜他的这批幕僚，在19世纪末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
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杀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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