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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典出于此。
大会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写提纲，布雷连缀成文，修改三次，费时二十余个小时。
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拨得固定办公地址。
陈布雷仍为二处主任，每天都要固定办公六七个小时，这时他对第五组的秘书颇有意见，乃因各个秘书不明职务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调查某些机关状况，或据坊间传闻攻讦主管人员，或乱上条陈，陈布雷公开给他们说过多次，仍然积习难改。
此事使他烦闷不安。
西安事变前他从洛阳回南京，未跟蒋介石到西安。
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如有必要，当电召西来，否则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南京一时间风传甚多。
各要员乃群集何应钦家中商议。
从此半个月中，陈布雷处于彷徨焦虑、繁忙痛苦的难言状态，精神上可说是六神无主。
同去的幕僚人员情形危殆，萧赞育作为幕僚随之前往，他说那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
事后据当时目击者萧自诚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萧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
他在这焦虑的状态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联名劝诫张学良；代黄埔军人草拟警告电，协助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围攻张学良；安慰宋美龄等。
蒋介石获释后，他到机场迎接，蒋介石给他一个草稿，他仅用两个多小时即撰成，即有名的《对张、杨之训词》。
这段时间他在侍从室办公时间，则从清晨延长至深夜。
抗战军兴，1938年年底，蒋介石到广西设置桂林行营，布雷随之。
闲暇时蒋介石找他谈论。
其中，蒋介石对日本的大东亚共同体及连环互助论尤其深恶痛绝，说是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比军事占领还要可怕，万不可中其奸计，因此也要作精神斗争。
向陈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记录要点，准备撰一长文。
12月26日，陈布雷以一天的时间，为蒋介石撰成《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演词。
张季鸾说此文为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两天后正式播发。
1939年春，他常住重庆，还是为蒋撰写文字。
他平生为蒋介石作文，以这个时段最多、最为集中。
《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文，都在此时写成。
他自谓精神尚佳，动笔很觉顺畅。
辩证看待幕僚作业
据杨树标《名岂文章著》统计，抗战期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文章共有657篇，包括演讲403篇、书告82篇、文录9篇、别录115篇、谈话46篇等。
其中大半都是陈布雷亲笔撰述，文章主题均包含抗日锋芒。
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国军民牺牲奋斗，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后胜利日益接近；我国抗战，目的一天不达，抗战一天不停；全国军民对于抗战皆有应尽之责，必须紧守岗位，贡献力量；全国军民要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以血肉的代价，来换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状态下，一般文章，真可说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这样的时候，所作文章，文气充沛，通体不懈，仿佛象征抗战之光明前途。
一旦精神压力增大，或失眠，或头疼，则往往文气不接，这样修改的时间就大为增加。
譬如有名的《告空军将士书》，因脑力不济，前后费时16小时乃得完成。
这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时段要完成的作品达六七件。
布雷先生做人低调超乎寻常，而其内心，对于文章之道，则颇为自负。
《大公报》在张季鸾去世后，由王芸生主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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