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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为人为文俱躁进张狂，言论偏颇一泄如注，布雷先生见此大为叹息，一次忍不住对报界的同仁胡健中说，“我如果年轻10岁，我就再下海做新闻记者，和他们周旋，也不应该让他们这般人如此猖獗！”
他讲了一句历史上的话，好像是晋朝王敦说的：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
（胡健中《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
他对自己的文章极为自负，当时蒋介石的文告十九皆出其手，蒋介石有时把他的文章改动几处，他觉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枢的一位侍从秘书竟擅自改动了他的文章，他一连失眠了好几夜，很不平地对胡健中说：“你看，某人现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陈布雷是文化、新闻总指导，宣传方面负全责。
报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导。
曹聚仁说，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等人，都是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场，就阿附权势以取容了。
这个判断，似是而非。
其实这些人大半主业为革命，新闻事业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应手的利器。
北伐期间，风头最健的媒体，是他从业的《商报》。
从此受知于蒋，邀到南昌参与戎幕。
一如汪康年为张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
近日坊间青年，或者无根游谈，将其定位于军机大臣，乃是见风是雨的夸张猜度。
他的幕僚作业更多的成分，是文学侍从之臣。
他负责起草文稿和文告，当中就会有次一级的政策拟订。
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
《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代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所作的总结。
其间也有对南昌行营以来的局势，他的作为所作梳理、辨析。
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
何图……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
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
大概算得是一种背景的说明。
王芸生《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尝以为，陈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报》的主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觉得陈布雷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蒋的头巾气，不能不说是出于陈布雷之力。
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识中何尝有什么礼义廉耻？标榜四维八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元学案的摆设，都是受了陈布雷的影响。”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3期）
王氏此说不当，盖本末倒置。
蒋介石在赏识陈布雷之前，已经具备相当的传统文化修养，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赏而看中陈布雷。
1927年9月中旬在杭州，陈布雷和他的大哥陈屺怀拜会蒋介石于烟霞洞，蒋介石当张静江面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组织。
他看到那些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不已。
对于局势的变异，他看得清是非，但没有勇气力争力谏，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
他的自杀，乃是幕僚作业最沉重伤怀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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